蔡锷（1882－1916）
居桂期间，蔡锷在认真从事新军编练和军事教育工作，培养军事人才的同时，还频繁与革命党人秘密联系，邀请他们赴桂，推荐他们到新军和军事学堂等部门担任要职，并支持和掩护他们的反清革命活动。
曾广轼是宝庆府新化人，留学日本警官学校时与蔡锷相识，两人一同参加革命活动，遂成志同道合的挚友。曾广轼警官学校毕业后，经蔡锷推荐到广西创办警察学校。曾广轼到广西后，向蔡锷介绍了他的老乡谭人凤。谭人凤也是新化人，早年加入洪门，1890年后以教书为业，在梁启超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于1896年在本村创办“福田小学”，仿照“泰西教法”进行教育改革，并聘请邹价人等进步人士担任教员。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谭人凤认识到维新不足以救国，遂立志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04年夏，得知华兴会准备发动起义，谭人凤曾联络新化、宝庆一带会党准备响应。华兴会起义流产后，谭人凤在湘西、桂、黔一带联络会党，从事反清活动，并成为首领。
谭人凤（1860-1920）
经曾广轼介绍，蔡锷于1905年6月邀请谭人凤赴桂。谭人凤“因广西与湘有密切之关系，且随营学生多同乡俊彦，可资联络”，“于是带罗儒烈、彭笏卿、邹元和三学生往”，“询悉教员学生多同志，心甚喜。偶夜深与松坡、叔式（曾广轼）、梅霓生（梅尉南）等谈心事，英雄肝胆，披沥相陈，颇幸遇合非偶”。10月下旬,革命党人唐镜三、李燮和等准备在宝庆（邵阳）举事,谭人凤闻讯后决定由桂返湘襄助。临行前，谭人凤对蔡锷说：“万一不能寝息，势无可为，还当直趋广西求救济。”蔡锷满口答应，并与郭人漳赠其手枪二十枝，郭人漳派卫兵四人，荷枪护送，蔡锷亦遣学生岳森与谭人凤同去。谭人凤走后，蔡锷“日夜率学生操演行军，准备以待”，得知事败消息后，又派曾广轼前去再邀谭人凤返桂待机，令谭人凤“心甚感焉”。后来，曾广轼参加同盟会的事情暴露，广西巡警准备前去抓捕他，蔡锷获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通知曾广轼，并送他一匹马，使他得以逃离桂林回到新化。
对于同盟会以粤、桂为重点的西南边境武装起义，蔡锷也暗中响应并给予积极配合。1905年11月，蔡锷等人购运枪支到桂，密谋乘藩司余诚格母寿日起事，因势格未果，遂派岳森、谭人凤以招募委员名义将所购短枪一百支密送宝庆交党人藏用。
1906年1月，黄兴以广西桂林的清军军营和军校有蔡锷、郭人漳等一批朋友兼湖湘志士，便化名张守正由日本到桂林活动，“说防营统领郭人漳反正”。黄兴到桂后，住在新军林虎营本部。蔡锷闻讯后，即前去相见，“黄（兴）以在桂林成立同盟分会相告，征其同意，松坡允之，并择学生中的意志坚强者介之加入”。蔡锷对于黄兴的诚笃果毅，“倾心悦服，订为生死交，终身无间言”。据林虎回忆，黄兴在桂期间，曾“召集其平日所常注意的同志九人加入同盟会，由黄兴主盟，按各人年龄为序填写誓书，当众焚誓。人名次序为：黄兴、郭人漳、蔡锷、赵声、杨祖时、雷飙、胡毅生、卢镜寰、杨尊任、林虎”。但经学者考证，黄兴在桂林发展入同盟会的是卢镜寰、曾广轼、梅尉南三人，而发展蔡锷、郭人漳、赵声等人加入的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其原因是，“在黄兴看来，大量发展兴汉会会员，比大量发展同盟会会员更适合桂林郭、蔡军营的情况”。
黄兴（1874--1916）
这次黄兴的广西之行最后却是无功而返。其原因，学界以前多根据冯自由“人漳方因事与蔡锷大生意见，各不相下，经克强多方调解，仍无法合作”的说法而将之归于蔡锷与郭人漳失和，但从前引蔡锷致杨度信中所言“葆兄去后，此间愈形孤寂”一句分析则为不然，说明蔡、郭之间并无不和。其真正的原因，林虎后来在《往事片断》一文中作了明确的交代：“赵声（二营营长）则因每饮必醉，每醉必畅谈洪、杨故事，为旧派军人告密中伤，使李抚对续练新军事，迟疑不决，致成无期的停顿。当时黄兴已由日本潜到桂林，住在南门外大校场我的营本部。见情况日恶，恐影响前途，决定各自散开，各立基础。”
1907年春，苏鹏因在湘参与组织陈天华、姚宏业公葬岳麓山活动而遭清政府悬赏通缉，转赴广西投奔蔡锷。蔡锷对他进行了妥善的安排。对于这段经历，苏鹏在《柳溪忆语》中有详细的记载：“予于丁未(1907年)春，出奔桂林，应曾叔式君（即曾广轼——引者）之聘，充当高等巡警学校理化教习。旋因抚院与藩司意见龃龋，警校停闭，……当此蔡君松坡在桂，办理广西陆军小学，兼办随营学堂，所延用教职员，多湘籍旧雨，如雷时若、梅霓仙、毕春深、岳卓如辈，整饬严肃。于学科之外，尤重精神教育，为国家将来蔚成有用之材。予朝夕过从。松坡得粤东电，悉需聘教员，乃缄荐予与邵阳刘君五典偕往，刘应陆军速成学堂之聘，予应陆军小学聘。”
对于思想激进的老师樊锥，蔡锷尤为关心，到桂后即托人邀请其来广西办理法政学堂。正在南京军校任教的樊锥接信后欣然就道，于1907年春抵桂，投入法政学堂筹办事宜，但不久因心急事繁，劳累过度，导致肺病复发。樊锥病后，蔡锷心急如焚，一面亲自照料老师的起居和医药，一面准备送老师去日本治疗。他不仅为老师筹措了银600多两医疗费，还委托广东的刘五典为其调查汇兑医疗费的办法，以解决老师后续医疗费的问题。由于樊锥患的是肺病，持续高热，蔡锷就将其安排在陆军小学后面叠彩山的风洞养病。当时在陆军小学就读的唐希抃见证了蔡锷对老师精心照料的情景。他说：“那时，松坡先生在桂，身兼数职，非常忙碌，但每天必于百忙中抽空到风洞山一二次，每每是深夜始离去，有时还邀同我叔唐巘和雷飙协助护理。我叔间或要我同去作些杂事。我总是碰到松坡先生在那里殷勤侍奉。由于松坡先生自己并邀同朋友轮流侍奉，使得樊先生经常看到有亲人在其左右，不感寂寞。”在蔡锷的精心照料下，樊锥的病有所好转，他在风洞的石刻上读到袁枚游风洞诗后，还诗兴大发，步其原韵赋《叠彩山和随园诗》一首。然而,不久樊锥之病又趋恶化。蔡锷见状又多方筹集资金，欲送樊锥去日本医疗，但樊锥自知病入膏肓，坚决要回邵阳。蔡锷不敢有违师命，于是年冬派毕春深护送樊锥回邵阳养病。次年春，樊锥因病重不治，在邵阳病逝。蔡锷闻噩耗后不胜悲痛，“深以未及亲视含殓为憾”。
桂林叠彩山
1907年冬，同盟会决定在广西镇南关发动反清武装起义。起义前夕，黄兴派邓家彦带信给蔡锷，请求协助。邓家彦后来忆述了转信蔡锷的情况：“镇南关一役，克强原欲邀余参加，因余已计划回广西，阳则谋借官费资遣美国留学，阴则由克强亲笔致书蔡松坡，而嘱余转交。松坡方执教于广西讲武堂，克强嘱彼于镇南关起事成功后，在桂策应也。张鸣岐时为署理广西巡抚。鸣岐在清末以开通大吏自诩，喜引用留学生。余与陈启修相偕返桂，即往谒张，颇获礼遇，盖未尝知余等已加入革命团体也。蔡松坡亦在张处，身材短矮，此为余初次识蔡，余于辞出时即以克强密函袖交之。”蔡锷接到黄兴的信后，即命岳森秘密运送一批武器交与革命党使用。
1908年春，张鸣岐组建广西新常备军一标（团），委蔡锷为统带（团长）。蔡锷领命后，即制定章程，组织征兵。经蔡锷精心挑选，新兵素质较高，蔡锷对此十分满意，在致曾广轼的信中说：“征兵于日昨到百人，多读书种子，询其当兵之责任维何，莫不以‘为国家’三字对。气象俱淳朴耐苦(现被服未到，夜惟草席一床，不畏冷)，即其中有二三学生，亦无流行之国民气习，差足慰也。”显然，蔡锷不是要把他们忠君的工具，而是要把他们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军人和革命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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