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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榖梁传》对孔子《春秋》的阐释，纯粹出自义理的角度，这是它和《春秋公羊传》相同的地方。不过《榖梁传》的作者是鲁国人，章太炎先生说它“有儒者之风”，不像《公羊传》那样气势飞扬，汉代郑玄亦评价它“善于《经》”，不像《公羊传》那样通篇充斥诚纬神秘主义，可知它对孔子隐藏在《春秋》字缝中的“微言大义”确有切近而独到的领悟与理解。《经》、《传》对读，对品味孔子字斟词酌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定能有极深的领会。
榖梁据说是子夏的学生，名淑，一名赤，字元始。当时以“榖梁”为姓的极少，因此有人怀疑“梁”是“梁”字之误，其先世当与农事有关；更有人怀疑是“姜”姓的反切，至今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苟子是他的学生，再传至申公，这样一直口耳传授，到战国初年，才写定竹简。这中间屡经增补，所以有榖梁身后的“沈子”的话，也引用了商鞅的老师尸子的言论。《春秋榖梁传》本来是古文经，经过秦火的洗礼，到汉代才改写成今文经，和《公羊传》一起列于学宫。后人比较《公羊》、《榖梁》，发现矛盾互驳之处，就认为榖梁和子夏间的师承关系可能是其“自托”，否则毅梁赤和公羊高是同门弟子，怎会彼此意见相左？其实这也极正常不过，孔子曾多次讲授《春秋》，时间前后各异，听众程度参差，内容也自然不同。
宛如佛门判教，将释迦一生讲法分成若干段落，见出其智慧觉悟的层层发展和大小诸乘分歧的根源。又可能传承中偶有经师的己见窜入，不能作为否定其传授源流的证据。至于《春秋榖梁传》的具体成书时间，有说先于《公羊传》的，亦有说晚于《公羊传》的。持前一种说法的是章太炎，从《左传》、《榖梁》、《公羊》的篇幅一个比一个长，记叙同一件事也由简至繁，层层扩展，看出其间定有一个层累的成书过程；持后一种说法的举了一例，即《春秋·宣公十五年》：“冬，螺生。”《公羊传》说这是鲁宣公推行税亩改革，由古代什一而税变为什亩取二，这属于“变古易常”，所以上天垂象示警，“应是而有天灾”；《榖梁传》则在此条下说：“非灾也，其曰螺，非税亩之灾也。”这好像袭梁赤在针对公羊高的说法作驳论。
释迦
因此《公羊传》定然成书在先。其实两书原本同源，又都经历较长的口传时期，在这过程中互相听说对方的观点，或补充吸收，或舍弃反对，都可能体现在行文里。至于《榖梁传》的简短，是它的文体风格和思想立场所致，同样不能作为排列作年的证据。综合起来看，两书可能几乎同时成形，在传承过程中相互补益，也基本于同时期著录成文，这样的说法才更贴近事实。《春秋榖梁传》本来是夹叙夹议的哲理散文，已和《左传》作为历史散文的风格大不相同。试举一例，如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春秋》经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个字，而没有关于隐公即位的记载。据《左传》，这是因为鲁隐公是鲁惠公妃声子所生，虽然年长，但却是庶出；而他的弟弟，即后来的鲁桓公却是惠公的夫人宋仲子所生，年幼，然而是嫡子。
惠公死时桓公尚小，隐公即位。到隐公十一年时，公子羽父去隐公那里试探其想法，提出杀掉桓公。谁知隐公竟说：“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听后非常害怕，赶忙去挑拨桓公，不料桓公竟然相信。十一月，就隐公而立桓公。这本是一出由误解而生的悲剧，孔子没像后面那样写上“公即位”几个字，除鲁隐公可能因存有让国之志而草草即位的原因外，可能还有寓于言外的深意。《榖梁传》说：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为公也。君之不取为公何也？将以让桓也。让植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梗也。其恶植何也？隐将让而桓裁之，则桓恶矣；植截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
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递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候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为什么不书即位？是要成全隐公的意愿。然而随后又申明《春秋》经的义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诸侯之位受之天子，而鲁隐公揣度父亲的心意，要让位于桓公，这种私情小惠是不正当的，虽成全了父亲遗愿，却正是“成父之恶”；孔子成全隐公意愿而不书“即位”却并非为了“成人之恶”，而是另有深意在于“恶桓”。
此人竟杀了他的如此善良的哥哥，实在邪恶之甚，透过该记而不记的“公即位”，将其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后人不敢效法其丑行，岂不快哉！中国古典的语言哲学，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超过已经说出的东西，视文字为糟粕，《榖梁传》将孔子的言外之意层层剖析，令《春秋》经精蕴昭然，其功甚伟。此段文字也将它的畅快淋漓的凌厉气势展现无遗。关于《榖梁传》的“微言大义”，还可举其记鲁庄公的一例。《春秋》经在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71年）条下记有：“夏，公如齐观社。”这句明显是带有谴责性质，但《左传》、《公羊传》都没有说清鲁庄公非礼的具体所在。《榖梁传》则将其原因明白道出：常事曰视，非常曰观。观，无事之辞也。以是为尸女也。原来“观”字是用在没有朝会征伐等正事而妄行探看的闲逸活动上的。
鲁庄公到齐国则是为观“尸女”。齐国的风俗奔放自由，男女间禁忌较少，每年社祭时都有女巫扮作神女陈列于神社，在祭典中公开交端以愉锐神明，是为“尸女”。“尸”字取其横陈的卧形。此时青年男女聚合而观，彼此相锐者亦当众交错行淫，因为先民眼中的大地具拟人化的色彩，故而他们相信这样可以刺激土地的生殖力，可有较好的收成。鲁庄公作为“隆礼之邦”的国君，兴致勃勃地越境到齐国去“观社”，其趣味之低下可想而知。《榖梁传》既运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又勾勒出鲁庄公的丑状，简洁生动的笔法令人叹服。义理之学难免伤害事实，然而“榖梁下笔矜慎，于事实不甚明了者，常出以怀疑之词，不敢武断”（章太炎《国学讲演录》）。
鲁庄公
而“《左传》记事”却“多不可信”（吕思勉《经子解题》），即从此处也可看出《春秋榖梁传》贯通今古学的独特价值。它有丰富的史实作为基础，史实之上又有儒门刚正不阿的气象以为支撑，后世将其列于《十三经》之内不是没有原因的。柳宗元夸它风格“峻洁”，说读《榖梁传》能够“厉其气”，这已坦率承认其对唐代古文运动的巨大影响。而清人钟文蒸在《榖梁补注》中总结它的文学成就为“辞清以淡，义该以贯，气峻以厉，意婉以平”四端，则起榖梁子于地下，也当许以“深得我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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