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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人的话-画个圈圈诅咒你——说古代诅咒术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0-01-26 16: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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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个圈圈诅咒你——说古代诅咒术


文/李凯


用巫术诅咒人的例子,古代并不少见。小说《红楼梦》第二十五回中,就讲了一个马道婆,暗地里作法,在写有宝玉和凤姐的生辰八字的纸人上,在几处指定的位置(如玉堂穴)上贴上鬼脸,去算计宝玉和王熙凤。宝玉和凤姐先是头疼,既而发疯,最后奄奄一息,幸亏后来携通灵宝玉下凡的僧人作法,才将叔嫂二人救活过来。后来马道婆被送入刑部监,问了死罪,也不得善终。



这虽是小说,但古代的诅咒之术,其中的学问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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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最常见的是人们言辞的祝诅。这类行为指的是用恶语求神嫁祸于人,被西方人俗称为“黑巫术”。据王力先生《同源字典》,“祝”与“呪”本同一词。从古文字字形看,“祝”和“呪”同为人跽跪祷告之形;而从词义来看,祝愿和诅咒可视为一件事的两面。《大雅·荡》“侯作侯祝”,《毛传》“祝,诅也”。《周礼·春官》也有“诅祝”一职,掌盟诅之祝号,就是专门职掌祝诅之事,把祝诅之辞致于神,以咒诅违背盟誓的敌人。《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云:“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这里的“诅”指老百姓言辞上的诅咒。即便是言辞诅咒,古人也认为对敌对势力会产生危害。



《尚书·汤誓》记载,夏桀无道,老百姓恨透了他。商汤说“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关于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


一种说法,见《孟子·梁惠王上》:“《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皆亡’。民欲与之皆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尚书正义》亦曰:“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丧亡,欲令早丧桀命也;我与汝偕亡者,民相谓之辞,言欲杀身以丧桀也”。从《孟子》看,百姓痛恨夏桀,将桀比作太阳。民众作诅,说这太阳什么时候能够灭亡,我们百姓和太阳一起灭亡吧!这样看,此语系夏众之辞,诅咒者为民。



夏桀和商汤


另一种说法,见《史记·殷本纪》集解引《尚书大传》:“桀云: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说的是桀自己认为,上天和自己的王位一样稳固,他自忖道:“上天有太阳,就和我有民众一样。太阳何曾没有过!就便是太阳没了,那我和百姓一起丧亡吧!”这一说法,又见《吕览·慎大览》、《新序·刺奢》、《韩诗外传》。如果这样,就是桀自己嘚瑟,自吹自擂,我是君王我任性。


清华简《尹至》也有这样的情节,“民噂曰:‘余及汝皆亡。’”专家取《说文》:“噂,聚语也”的说法,认为这是夏邦民众对夏桀的诅咒,非常正确。“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是夏邦民众诅咒夏桀之语。在宗教氛围浓重的夏商时代,民众这样的话恐怕不应该只是说说而已,背后应该有导致对方灾祸的巫术意味。而这种聚众的行为也不是无来由的,从中可以看出,该行为应该有一定规模,以众人之力增强诅咒的效果。



在文献中的诅咒,往往也会带有特定的仪式。《诗经·小雅·何人斯》:“出此三物,以诅尔斯”,《毛传》云:“三物,豕、犬、鸡也。”《左传》隐公十一年载郑伯伐许,颖考叔登城时被本国大夫子都用暗箭射死。战争结束后,为了惩治射颖考叔的人,“郑伯使卒出服,行出犬鸡,以诅射颖考叔者”。这是采用牺牲的正规诅咒仪式。


而战国时期秦《诅楚文》,是一篇典型的诅咒文字,其中明言:“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檄告于丕显大神厥湫,以致楚王熊相之多罪”,这样的仪式,相当隆重。《史记·封禅书》载西汉太初元年西伐大宛,“丁夫人、雒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方祠”应指祭祀掌管匈奴、大宛那一方的神灵,也可见汉代祝诅巫术有特定的仪式。



诅楚文


而《尹至》中“其有民率曰:‘惟我速祸’”之语表明,既然是故意招致灾祸,应该伴有给夏桀“速祸”的仪式。固然此举是夏众进行的有一定规模的、有目的的巫术行为,但诅咒巫术的认识基础是虚妄的,所以“速祸”不见效的时候,夏众感叹说:“胡今东恙(祥)不章?今其如台?”东方商族灭夏的征兆为说明还没有出现?怎么办呢?因为夏众“速祸”行为的效力不够,所以束手无策。


2


“偶像损害术”也诅咒术的重要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是制作仇家的偶像,施加巫术予以损害。 《汤誓》反映出,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阳的说法应是存在的。古埃及、古希腊、日本等许多民族都也曾出现帝王把自己称为太阳神的例子。而先秦文献中的确有把太阳做成模型,模拟日出日落,并且加以膜拜的现象。《尚书·尧典》说尧他“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历象日月星辰”,或可解释成模拟偶像。《史记·五帝本纪》作“历日月而迎送之”。 这种迎送方式,在《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载:“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郭璞注云:“羲和者,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之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暘谷、虞渊也”。也就是说,羲和迎送太阳的具体动作,是将日月的模型不断从水中托起来,再沉下去,循环往复,以模拟太阳升于暘谷、入于虞渊的样子。



羲和


《尧典》还记载尧下令,由羲仲负责“寅宾出日”,和仲负责“寅饯纳日”,谓敬导日出、敬送日入。专家曾指出,这种太阳的模型,绝非个案:在古埃及,作为太阳化身的国王,常常肃穆地绕着一个庙宇的墙转圈,为的是保证太阳也能完成它每天的行程;在班克斯列岛上,居民们用一个仿制的太阳来求得阳光,他们拿一个很圆的“太阳石”,缠上绿色穗带,再粘上猫头鹰的羽毛以代表光线,低声唱着适当的祷词,然后将它高悬在圣地中的榕树或黄麻树顶上;在欧洲,由于月亮和银子之间容易产生某种联想,所以到现在也还保留着在新月下转动银币的习惯。


我们有理由相信,夏桀时代拿这种太阳的模型来代表自己,是完全可能的;而《汤誓》中夏众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就带有对模型偶像进行破坏的色彩,这个记载和《尹至》中“民噂曰:‘余及汝皆亡’”言辞诅咒相比,巫术更为复杂。 这马上让人想到若干著名的荒唐事件。《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龟策列传》记载纣无道,“杀人六畜,以韦为囊。囊盛其血,与人县而射之,与天帝争强。”



武乙


《宋微子世家》记载宋王偃无道,“盛血以韦囊,县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人们称宋王偃为桀宋,是说他暴虐如桀,其中应有像夏桀一样滥施祝诅巫术的意味在内。《苏秦列传》记载秦国想攻宋国,又怕齐国救援,于是对齐人说:“宋王无道,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以此为借口请齐人攻宋。


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主人公,有商王武乙、帝辛(纣)、宋王偃,都发生在商人或其后代宋人身上,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天”用革囊盛血,故能箭射血出;它代表了人形,应是族神的形象。事实上天为周人所崇拜的至上神;而对商人来说,祖先神才是祭祀的重心。商人射天,就是偶像破坏的祝诅巫术。商人可射天,则夏众自然可破坏夏桀的偶像。 两周之时,偶像破坏的例子更多。据文献记载,武王伐殷时,丁侯不朝,姜太公就以丁侯作为靶心,射箭诅咒,其他不朝的诸侯,纷纷前来;东周灵王时,苌弘曾设射《貍首》,以警戒不来朝贡的诸侯。而汉初马王堆帛书还记载,黄帝把蚩尤的皮当做箭靶。这些行为,都有模拟对方的形象,通过射箭以镇之的意味。


3


除此以外,古人还有祓除灾害的禜(yǒng)祭。如《左传》昭公十九年:“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国人请为禜焉”,此“禜”是为了止大水。至两汉以后,祈晴几乎都用“禜”祭,典籍记载甚为详备。但先秦时期“禜”不止祈晴,其范围要宽泛得多。《说文》:“禜,设绵蕝为营,以禳风雨、雪霜、厉殃于日月、星辰、山川也。”“禜”与“营”音近义通。本指用茅草之类组成祭神场所,来禳除灾害,并不限于祈晴之祭。《左传》昭元年:“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礼记·祭法》:“幽禜,祭星也;雩禜,祭水旱也。”可见先秦时代天文气象以及灾害,可用“禜”祭。《周礼·春官·大祝》言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四曰禜。”“禜”,郑玄注为“告之以时有灾变也”,系除灾之祭。《周礼·春官·诅祝》言诅祝“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作盟诅之载辞,”则祝诅事宜和“禜”祭联系紧密。 最典型的事例当是楚昭王反对“禜”祭的故事。《左传》哀公六年记载“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昭王派人询问周大史,周大史回答:“其当王身乎!若禜之,可移于令尹、司马。”但楚昭王认为:“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没有进行禳灾的“禜”祭。



楚昭王


这个记载很明确表明,“禜”要把此处的灾祸转移到彼处。秦汉时代“祕祝”与此相似,《史记·封禅书》说“祕祝”的职责为“即有菑祥,辄祝祠移过于下”,天子的灾祸可转嫁到臣民的身上。


4


上古时期先民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所以不得不依赖于巫术与宗教。但巫术与宗教是有区别的,弗雷泽的《金枝》曾指出,宗教和巫术的实质区别在于,“统治世界的力量,究竟是有意识的和具有人格的,还是无意识的、不具人格的”;“宗教,作为一种对超人力量的邀宠,所认定的是两个答案中的前者”,“巫术或科学都当然地认为,自然的进程不取决于个别人物的激情或任性,而是取决于机械进行着的不变的法则”。


从巫术中,先民体会到,凭借事物之间的某种规律便可驾驭世界;但巫术的基础相当程度是错误和荒谬的,于是先民在意识到许多因素巫术无力改变之时,不得不转变观念,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于是宗教应运而生,而巫术成为神灵的附庸,有减弱的趋势。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史中也带有痕迹。


上古三皇五帝,都带有大巫的色彩。文献记载,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在社会上层控制着巫术资源,巫的社会地位提高,那些掌控着关系部落生产生活的命脉的巫术的大巫,就成为王者。比如说,帝喾生而神灵、聪以知远,履行了“历日月而迎送之”的责任。而帝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在《论衡·对作篇》、《说日篇》、《感虚篇》引《淮南子》,皆认为射十日者为尧,《论衡·吉验篇》还说尧具备殊奇之骨、诡异之验、神灵之命,故每次施巫常有验物之效。



颛顼


至于帝舜,在即位之前,曾入于山林川泽,接受虎狼蝮蛇、烈风疾雨的考验,即位之后详察北斗七星,依照天象布列七政,而且能协时正日,使神人以和、蛮夷率服,乐官夔击磬,使百兽率舞。而大禹的父亲鲧,就曾阻穷西征、化为黄熊。大禹平治水土,也有“巫步多禹”之说,且禹铸九鼎,“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大禹之子启仍有神异举措,《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启“珥两青蛇,乘两龙”,“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海外西经》载启“乘二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这些前代的帝王,大多有巫术灵异之举,而履得大位。


然而至夏代后期,情况有所不同,帝孔甲虽也“好方鬼神”,但专事淫乱,“诸侯叛之”,不能豢养天降的“二龙”,使得雌龙死,夏王在人们中的威信自此一落千丈。商汤建国之后大旱,“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汤以身祷雨,还意味着人类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和脆弱,凭籍巫术来改变世界的信心减弱,越来越多地依赖冥冥中的神灵。武乙射天的巫术行为被人们视为无道和荒谬,而商中期以后大量的卜辞的出现,说明商人已经浸入宗教的世界中。



商代属于一个转折期,巫术文化渐渐被宗教文化所代替,祭司的地位和权势也日益超过了巫师。《礼记·表记》曰:“夏道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史记·高祖本纪》赞说:“夏之政忠,忠之弊,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小人以鬼”。可见夏商文化存在巨变,变化的关键在于以巫术直接驾驭世界,还是祈求神灵、讨好超自然的力量间接地达到目的。


《尹至》一篇反映的上古祝诅巫术的情况,就很有代表性。其中,夏众诅咒夏桀“余及汝皆亡”、“惟我速祸”、“胡今东恙(祥)不章?今其如台”之语,即是用种种巫术控制鬼神,给对手招致灾难;而汤与伊尹盟誓,“柔大縈”,虽是转嫁灾祸,但已经是求神之祭。且汤传达上帝之命“一勿遗”,则更能说明这一点。这或许就是夏商社会风貌的不同。




【作者简介】李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史学博士,从事先秦两汉史、历史教育研究。



特别鸣谢: 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 敦和基金会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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