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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烽火中，大批诗人来到战时首都重庆，他们在见证重庆的抗战岁月之时，还用诗歌记录下这段历史。他们不仅记录了炸不垮烧不毁的重庆城，更记录了舍生忘死的重庆人，记录了他们永不言弃的奋斗精神。
在那个激情昂扬的年代，朗诵诗和街头诗蓬勃发展，诗人们走出书房，通过诗歌朗诵会、“诗人节”等方式，让诗歌走向大众。这些诗歌是“匕首”，更是“长枪”，把面对外敌入侵的不屈化作一段段诗句，只为诵出中华民族的呐喊。
1939年5月4日中午，战时首都重庆响起凄厉的警报声。听闻警报声，人们纷纷躲进防空洞。
没过多会儿，几十架日军轰炸机出现在重庆上空，投下一颗颗炸弹。当轰炸机的轰鸣声逐渐远去，人们走出防空洞，却发现繁华的街道已成废墟，房屋也化为瓦砾……
一名中年男子目睹此等惨状，心中愤愤难平，回到家挥笔写下：“五三与五四，寇机连日来，渝城遭残炸，死者如山堆，中见一尸骸，一母与两孤，一人横腹下，一人抱右怀，骨肉成焦炭，凝结难分开，呜呼慈母心，万古不能灰。”寥寥数笔，却将重庆遭遇轰炸后的惨状描述得淋漓尽致。
这位中年男子便是郭沫若。数日之后，这首名为《惨目吟》的诗歌便在重庆流传开来。
一首首诗歌，记录人民苦难和重庆人的坚强
“郭沫若的这首诗歌不仅如实描写了重庆遭遇日军轰炸后的惨状，随着该诗的流传，也燃起了重庆人民战斗的决心。”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蒋登科说。
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座两江交汇的城市便吸引了包括郭沫若、艾青、臧克家等大批诗人的到来。
他们纷纷作诗，记录城市所受的重创和人民的苦难。
1940年6月5日，艾青从湖南来到重庆，暂住在位于临江门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刚安顿下来，就经历了一次日机轰炸。6月11日，再次遭遇空袭。“已在桂林跑过警报的艾青明显感到日军对重庆的空袭是下了重手的。”蒋登科说。
空袭警报解除后，艾青走到被炸的街巷，看见一幢幢房屋变成断壁残垣，平坦的街道被炸得坑坑洼洼，失去亲人的民众在撕心裂肺的呼喊……这一幕幕人间地狱般的惨象深深刺激着他的内心。
艾青挥笔写下名为《抬》的小诗：这是一个妇人/她的脑盖已被弹片打开/让她闭着眼睛好好地睡/让她过一阵能慢慢地醒来/让我们抬起她送回她的家/让她的家属用哭泣与仇恨安排。
这首诗在当年9月20日《新蜀报》上发表之后，其对大轰炸场景的描写引发了民众的共鸣。
艾青1941年2月离开重庆去延安。在重庆8个月期间，他先后创作了《抬》、《溃灭》等一系列诗歌作品，把对日寇的仇恨都倾泻到诗歌中。
诗人们来到重庆后，一方面如实记录大轰炸的惨状，另一方面他们也被山城人民吃苦耐劳、坚韧不拔、顽强乐观的精神所感动。著名的“戏剧诗人”田汉就作了一首《轰炸诗》，通过描写志愿者和僧侣参加救援的情景，表现了重庆人民面对灾难全民一心的精神。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用自己的顽强和坚韧书写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堡垒，可谓是当之无愧。”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郝明工说，而这些诗人在见证这段历史的同时，还用诗记录下这段历史，他们记录的不仅是永远炸不垮烧不毁的重庆城，更是记录了舍生忘死的重庆人，记录了他们永不言弃的奋斗精神。
朗诵诗、街头诗，激励人们斗志
1939年1月15日，重庆《大公报》报社内，一场诗歌朗诵晚会正在举行。
“就在那山岗！那田野！那冰川！那高粱红了的青纱帐！一个，两个，十个，百个，千个，万个……抬起了头，挺起了胸膛！”高兰朗诵着他的作品。随着他激情昂扬的朗诵，在场观众也陷入到对故土的怀念中。当他结束朗诵之时，过了好一会儿，现场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高兰是我国现代著名朗诵诗诗人，朗诵的这首诗是他为纪念东三省沦陷所作的《我的家在黑龙江》。”郝明工说，1937年9月15日出版的《文艺》月刊抗战诗歌特辑中，以“朗诵诗”的名义刊登了蒋锡金的《胡阿毛》等作品，以此为开端，朗诵诗作为抗战文艺中的特殊诗歌形式逐渐开始广为人知。
随着1938年8月，“文协”迁往重庆，在随后来到重庆的高兰、方殷等著名朗诵诗人影响下，朗诵诗的创作在重庆日益兴盛。
无论在“文协”举办的诗歌座谈会、诗歌晚会以及诗人节活动中，诗歌朗诵都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甚至在大街小巷上的群众集会上也能见到诗歌朗诵的热闹场面。
“朗诵诗自此也成为重庆乃至于大后方重要的诗歌文体。”郝明工说。
而在这之中，又以高兰的诗歌影响最大。高兰在重庆期间先后写下了《武汉！祖国的心脏！》、《致一九三九》、《山岗上》、《十年》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篇。当时在重庆的白杨、张瑞芳、舒绣文等著名电影和话剧演员也经常参加诗歌朗诵会，而这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歌经她们之口传播到重庆每个角落，鼓舞着重庆人民英勇抗战。
除了朗诵诗，另一种极具特色的诗歌文体——街头诗，也在当时的重庆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据西南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吕进介绍，街头诗不同于朗诵诗，如果说朗诵诗是把诗歌和舞台结合起来，那么街头诗就是把诗歌从桌面推向公众空间。
巫溪的张光朝老人4年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巫溪之时，当时只有21岁的他在和同伴一起编辑“庆祝八年抗战胜利”专刊，就通过写作一首街头诗表达了自己的激动之情。
“无论是朗诵诗还是街头诗，它们的兴起都是抗战时期大众的力量受到重视后，诗人为鼓动他们的抗战激情而创作的特殊诗歌文体。”吕进说。
诗人节在重庆诞生
1941年5月30日，农历五月初五，一年一度的端午节。
对于诗人们而言，这天非比寻常，因为他们早就收到“文协”发出的邀请，要在端午这天举行“诗人之会”。
端午节当天，400多人云集文协礼堂，老舍、臧克家等也来了。
“今天是纪念伟大诗人屈原的日子，将这个节日命名为中国的诗人节，以后每年我们都可以聚集于此，好不好？”大会主持人老舍的话语刚落，礼堂内便响起一阵欢呼声。
就这样，第一届诗人节庆祝大会在重庆隆重召开。老舍、冰心、郭沫若、臧克家等53人，还联名签署了《诗人节宣言》。
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刊登了老舍等人所写的《诗人节缘起》：“我们决定诗人节是要效法屈原精神……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而在随后的两年里，每逢端午节，在重庆的诗人们便聚在一起，通过诗歌朗诵会的形式庆祝诗人节。在此推动下，诗人们真正走出书房，和民众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臧克家为老舍的戏剧《张自忠》写下《诗颂张自忠》，郭沫若创作话剧《屈原》，借古人之口吟诵《橘颂》……
诗人节的诞生只是抗战时期重庆开展的众多诗会活动的一个缩影。蒋登科说，抗战期间10多场诗歌晚会和座谈会在重庆举行： 1940年4月，“文协”以中苏文化协会的名义举行了诗歌晚会，光未然、高兰等人通过朗诵苏联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作品，纪念他逝世十周年；6月，“文协”举行诗歌晚会悼念屈原；12月20日，“文协”诗歌朗诵队举行交流会，讨论怎样朗诵诗歌……
正是在这一次次的诗歌晚会和交流会中，大后方诗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朗诵会、晚会上所朗诵的一首首诗歌，不仅成为鼓舞人们积极抗战的精神食粮，也更为有效地触发了人们的抗战热情。”吕进说。
在这些活动的激励之下，重庆的诗歌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喷涌而出。1944年王亚平、柳倩等诗人成立春草诗社；《诗垦地》《诗丛》《中国诗艺》《诗歌月刊》《诗生活》《诗文学丛刊》《诗报》等刊物的出现则为这些诗歌的传播提供了阵地。
（本版图片由特约摄影马多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