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芝龙拥明降清

1.打出来的海上帝国

郑和下西洋，直接促进中国民间出海经商的浪潮，中国民间也孕育了自己的海上力量，而郑芝龙则是明末实力最强的海上霸主。郑芝龙家境贫寒，年少时投奔在澳门经商的舅父学会经商贸易，后寄身于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并“以父事之”，“李旦抚为义子”并在死后将全部身家留给了他。郑芝龙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开始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遂成巨贾，并且逐渐打造了“海商—军事复合体”的郑氏集团，开始和荷兰东印度公司争夺中国海权。

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民间海上势力的日益强盛扩张，引起了明朝统治者的恐慌，多次围剿却无功而返，最后只能选择招安。郑芝龙率部投降，官拜海防游击，后官至都督同知。他在台湾仿效明朝官职设官建制，建成了台湾历史上的第一届政府，而郑芝龙的海盗集团也华丽转身为明朝的“国有企业”，开始了一段垄断海上霸权之路。

归顺后的郑芝龙面对的第一个劲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崇祯六年海贼刘香勾结荷兰人在料罗湾开战，郑芝龙大败荷兰人；崇祯八年击溃刘香，统一了中国海盗集团；崇祯十二年，他再次击溃荷兰战舰，从此彻底控制南海的制海权，成了事实上的中国海之王，从此控制海路、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迅速富可倾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安平镇”；“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儆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至此郑芝龙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洋各地：辖制现在的越南、菲律宾、日本、孟买、马六甲、柬埔寨、成为华东与华南海洋上的唯一强权。

2.商人郑芝龙拥明降清

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郑芝龙在福州建立明隆武政权，被册封为南安候，负责南明所有军事事务，一时间权顷朝野，朱聿键便将国姓“朱”赐给了郑芝龙的长子郑森，同时还给他赐名“成功”。称他为“国姓爷”，郑成功从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南明弘光时权倾朝野的郑芝龙还是逃不脱商人逐利的本性，说出了“明朝清朝一回事，不就是换个主子吗？”这样的话，商人郑芝龙的内心开始打算降清。顺治三年三月，清廷密遣使者与郑芝龙取得联系，同时清招抚江南大学士洪承畴经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的同意，也信给他：“许以破闽为王”（《南疆逸史》卷五十四）。郑芝龙则向清方许诺，“遇官兵撤官兵，遇水师撤水师”，还表白说：“倾心贵朝非一日”。六月清军渡过钱塘江，这时郑芝龙在延平得到消息，马上上表辞行，并且还命令镇守入闽要隘仙霞岭的施福等人撤回安平。结果，在没有遇到多少抵抗的情况下，清军长驱直入到了福建，隆武被害，福州很快也被占领。

在郑芝龙决定降清时，遭到郑鸿逵、郑成功以及一些部将的极力反对，但终未能劝止。11月，郑芝龙到福州见了博洛，仅有部众五百人相随。数日后，被博洛挟持北上进京。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率部入海，开始抗清，郑芝龙的光环渐渐淡去，属于郑成功的时代来临了。

二、郑成功保明抗清

1、江宁（南京）之战，郑成功威逼顺治

郑芝龙降清后，郑成功避走金门开始收编郑芝龙旧部。顺治四年，郑成功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之后郑成功在福建沿海一带占地为王，平均每年发动一次战役，让顺治帝及孝庄太后在紫禁城中夜不能寐。打海澄、围泉州、改奉永历、占据金厦、攻漳州，在顺治帝治下的前十年，双方就这样打来打去，郑成功败多胜少，直到顺治十年的海澄战役后，双方再度处于相持局面，开始合谈。顺治十年，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不接受。再度敕封承诺给予泉州之地安置兵将，郑成功仍不接受。顺治十一年，清廷承诺给予兴化、泉州、漳州、潮州四府地方，郑成功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再拒绝之。八月，清又遣使往议，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郑成功称“清朝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又一次拒绝。就这样谈谈打打，打打谈谈，顺治对郑成功头疼不已，郑成功屡败屡战，一直僵持到顺治十六年，江宁之役成为双方力量变化的转折点。

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开始了江宁白土山之役。拿下江宁在广大汉人中的号召力将是不可估量的。此外，控制江宁即等于控制了江南富庶之地，可以为反清事业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撑，同时也切断了江南对北方清政府钱粮赋税的供应，削弱其经济基础。郑成功的计划是，占领江宁，恢复东南半壁江山；而后，再挥师北伐，直捣幽燕。300多年前长江入海口在今天的江阴附近，南京城到长江入海口的距离也比现今近很多。从海上来的船队可直逼江宁，能充分发水上作战的优势。顺治十六年郑成功攻占定海（今浙江舟山），全歼了清军定海水师，基本消灭了清军的海上力量，也解除了进军长江的后顾之忧。之后郑军抵达吴淞口，守卫此地的清朝苏松提督马逢知消极待战。过江阴，清军紧闭城门不敢出战。郑成功越过江阴攻下瓜洲，打开了通往江宁城的锁钥。

占镇江后，郑成功坚持以舰队为核心，稳扎稳打逐步推进，错失攻取江宁的第一个战机。而进抵江宁城下后，郑军连营并没有对江宁形成全面合围之势，这为后来清军援兵顺利进城并展开反击埋下了隐患。顺治皇帝接连收到瓜洲、镇江失守和江宁危急的报告后惊慌失措，一旦江宁再失东南将不保，接下来整个长城以南的广大汉族地区都会反清。顺治彻底乱了方寸提出想回关外的东北老家避避风头，遭到孝庄太后痛骂，冷静下来的顺治派出各路兵马江宁，全力反扑，激战多日后江宁围攻战就这样以郑军的惨败告终。

江宁战败是郑成功军事生涯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让郑成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陆战之短，此后也不再把大陆视作进军的主要方向，为寻找更巩固的抗清基地，他将目光投向了与金门、厦门隔海相望的台湾。

2、攻克台湾，郑氏海外为王

南京惨败后，郑成功十年经营化为灰烬。导致了南明与清朝对抗格局的根本改变，也影响到台湾在战争格局中的作用。郑成功实力大损后，连大本营金厦也遭到清军进攻，因为感到“地蹙军孤”，于是筹划收复台湾，赶走荷兰殖民者，作为抗清的根据地。

郑成功这一战略转变曾遭到很多人的反对。他手下一些福建籍将领，或以台湾“风水不可，水土多病”为借口，或以荷兰殖民者“炮台厉害”为由，对渡海与强敌作战心存顾虑，想继续留在经济发达的大陆与清军周旋。南明鲁王监国的重要将领、兵部侍郎张煌言，也曾致信郑成功表示反对，认为进攻台湾是脱离了抗清前线，舍本逐末，称“自古未闻以辎重眷属置于外夷，而后经营中原者”。而郑成功的设想是，赶走荷兰殖民者，据有台湾后，可以连金、厦而抚诸岛，然后广通四海，训练兵卒，进可战而复中原，退可守而无后忧。

顺治十八年，郑成功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横渡台湾海峡，向台湾进军。同年四月初一，郑军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登陆，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迫降普罗民遮城。在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长期围困热兰遮城，在围困了七个多月，死伤一千六百多人，最后水源被切断后，荷兰人无望投降，郑成功收复台湾。

3、降降叛叛、不得不说的施琅

施琅在清朝和台湾郑氏战争中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正是这个小人物，在战争的后期，决定了两个王朝的命运。施琅在顺治三年跟随郑芝龙投清；顺治六年担任清朝总兵的施琅在广东陷入绝境之际，出乎意料地得到郑成功的礼遇，于是反清。

施琅作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善战的得力骁将，1651年随郑成功下广东南澳勤王，后因与郑成功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勇不可挡，杀死清军马得功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擒，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事后郑成功召集抵抗将领一概重赏，唯独对“假回闲员”施琅奋勇抗敌只字未提，只赏纹银二百了事，先前施琅左先锋兵权也未恢复其职，引起施对郑不满情绪。恰在此时，施琅一位亲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到郑成功那里，并被提拔为亲随。施琅抓回曾德，准备治罪，郑闻讯急派人传达命令，施琅不得杀曾德。施琅说：“法令，琅是不敢违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脱责任？”下令杀了曾德，由此施郑矛盾升级，郑成功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后来，施琅用计逃脱，郑成功大怒即杀施父大宣及其弟施显。施琅被迫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水师提督。

4、被鳌拜压制的施琅

顺治八年，施琅再次降清，在鳌拜掌权时期，施琅两次征澎战败后，清廷大多朝臣主张招抚，但施琅认为“如专一意差官往招，由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率众归诚之日。”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在京之日密切关注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朝廷起用。

5、得康熙重用的施琅

康熙21年，清政府平定“三藩”之乱后，终于腾出手来专心致志的对付台湾郑氏，而施琅也在李光地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1683年，施琅督率水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刘国轩主降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延平王一脉自此永别台湾，台湾不再姓郑，而是变成了施琅的台湾。

三、郑经郑克爽，一成一败对阵康熙

1、避不开的夺位之争

康熙元年郑成功薨逝，郑成功的死有很多原因。一是当时作为长子的郑经爱慕四弟的奶娘昭娘，事关忤逆乱伦，郑成功大怒，下令诛杀昭娘，可是郑经把心爱的女人藏了起来。郑成功再次下令诛杀发妻、郑经，后因下属迟疑，郑经才得以保全性命。二是就在此时，在北京菜市口，郑家十几口人被诛杀，郑成功悲伤难抑。郑成功因这两件事情一病不起，起初还能每日看书，后来病情急转直下，骤然薨逝，后世一直有郑经毒杀其父的坊间传言。

郑成功死后，黄昭等部将以郑经得罪先王不得继位为由，拥立郑袭（郑成功六弟）为国主。将军马信等部将奉郑成功之袍入厦，拥郑经为王，后郑经用计杀叔上位，成为郑氏第二代延平郡王。郑经继位时，康熙刚刚8岁，鳌拜大权独掌，在一切还不稳定的状况下清政府不想开启战端，不断招抚厦门的郑经，表示只要他愿意剃发到北京请降，不但赦免违抗的罪责还给予优厚的爵位。郑经不想被招降，又担心自身实力不敌，于是也保持平等的姿态，持续和清朝谈判。

康熙见郑经久招不降、久谈不成，打又抽不出手，于是下令圈界禁海，彻底切断郑经的情报来源和战备支持，郑经不得已退守台湾，建国“东宁”，自称“东宁国王”，在谋士陈永华的辅政下，抚土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

2、三藩之乱：郑氏衰败的转折点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与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事变，以提供战船给郑经为条件换取出兵。郑经出兵抵达漳州时，耿精忠已经拥有整个福建，认为郑经兵力太少而撕毁前约，双方交恶，经过激战双方以枫亭（今仙游县枫亭镇）为界线，北方属耿精忠、南方属郑经。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加入三藩并将惠州割让给郑经。这时郑经已经拥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座首府。同年耿精忠战败向清朝投降，郑经必须直接对抗清军主力，不久被清军击败，退守厦门。

康熙十七年战况出现僵局，双方再次合谈。清朝称如果郑军肯退守台湾，则“本朝何惜海外一弹丸之地”郑氏可永据台湾“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但同年清朝再度恢复迁界令，北从福州、南到诏安的沿海都设立要塞，并且盖围墙当作界线，使得郑氏王朝的商业活动大受打击，三藩之乱后郑氏王朝的财务已经严重透支，郑氏政权得不到大陆人力物力的补给，其对外贸易尤其是与大陆的贸易受到严重的打击，郑芝龙、郑成功时代积攒下丰厚的海商家底已经消耗殆尽，而禁海令也让郑经无法再从对外贸易上获取更多的利益，台湾郑氏在三藩之乱中大伤元气，从此失去了坐拥东南，与清廷抗衡的经济实力。

3、东宁之变，走向毁灭的郑氏台湾

郑经在郑成功死后，依靠谋士陈永华，近侍冯锡范和将军刘国轩得以上位，因为对这三人极为倚重。当年险些被杀的昭娘为郑经生下了心爱的长子、庶子郑克臧；郑经的夫人在六年之后生下了次子、嫡子郑克塽。郑经为郑克臧求娶陈永华之女，为儿子郑克塽求娶冯锡范之女。

郑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从来没有过失，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1679年，郑经西征清国之际，听陈永华之请将郑克臧立为世子，并授职为监国，由于其办事英明果断，颇有武王郑成功之风范，因此人称东宁贤主。 1680年，郑经西征无功而返，监国世子继续执政并深得父亲郑经之信任，但后来总制陈永华去世，因此监国渐渐在政治上孤立无援。1681年，延平王郑经薨逝。逝世前将监国郑克臧托付给刘国轩。

刘国轩因早年受冯父提拔，拜为义子，与冯锡范情同手足，内心更倾向于郑克塽继位。郑经薨逝，冯锡范、刘国轩联手向董太妃（郑经之母）进谗言，得到允许后领兵进入延平王府捉拿郑克臧，并于当夜毒杀。监国夫人陈氏收敛守丧，丧毕自缢。董太妃死后，东宁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冯锡范立其婿郑克塽为王，民心从此涣散，东宁国亦从此一蹶不振，台湾郑氏日薄西山。

4、以失败告终的郑克爽

熟悉台湾情况的施琅在郑氏内斗的时机攻台，刘国轩在澎湖之战中将台湾岛内所有精壮敢死之士损失殆尽，明郑没有实力再战。幼主郑克塽在刘国轩的支持下请降，并提出“三不伤”请求，即清军入岛“不伤郑室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清军同意，郑克塽上交大明延平郡王配招讨大将军印信向清廷投诚。随后郑克塽前往北京，全家隶属汉军正红旗，为第五参领第一佐领，赏赐公爵，赐第京城，刘国轩为天津总兵，授予伯爵，归入八旗，冯锡范为伯爵，归入汉军正白旗。郑氏一族在台湾被连根拔起，延平郡王一支再无延续，郑氏家族也从此湮没在历史的烟波中，了无声息。

四、改变清朝走向的台湾政策

1、清朝的军事进攻和招抚诱降

军事进攻、禁海迁界、招抚诱降一直是清廷对郑氏集团的三策。军事进攻使清军占据了金门、厦门，拔掉了郑氏在大陆的重要据点，迫使郑经完全败退到台湾。这期间约有十年清朝和郑氏未发生直接的军事交锋，郑经无力反攻大陆，清廷也无力渡海作战。于是清廷开始实行严格的迁界禁海，并辅之以招抚之策，试图不用武力来解决郑氏集团在台湾的问题。在成功处于军事鼎盛时期，弃郑降清的黄梧便在顺治十三年向清廷提出《平海五策》，建议用禁海迁界的办法，困死郑氏集团。最初的禁海令主要是针对郑成功的大陆地盘，在郑成功克复台湾后，郑氏在金门、厦门的势力也被逐出。禁海迁界很大程度上割断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台湾社会经济陷于倒退，到处呈现“井里萧条”的景象，民不堪命，人心思变。

在军事打击和禁海迁界的双重压力下，清朝的招抚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郑氏集团内部纷纷逃离。仅康熙元年到三年，投奔清朝的郑军官兵连同眷属，即约有十七八万。从康熙元年到二十一年，清政府对郑氏集团发动了5次高层政治和谈的攻势，企图感召郑氏决策层率众投诚，并对郑氏大小官员和民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招降活动。清廷招降度量颇大，手段也很灵活，方法主要有保护沿海各地的郑军家属亲族，将投诚的郑军旧部有武功出众者委以重任，消除沿海民众对清军的敌意；制定并公布《招抚条例十款》，在漳州设“修来馆”，让这些降将衣锦招摇于漳泉郊野或逃归台湾向同僚官兵炫耀；开展反间活动，清政府将投降兵士组织成为攻台舟师主力，达到了“以郑攻郑”的最高战略效果；康熙收复台湾后也颁布《赦罪诏书》，指出：郑氏政权首脑若能“悔过投诚，倾心向化，率所属伪官军民等悉行登岸”，不但以往罪过全部赦免，且将得到朝廷的优待，这一系列的措施最终使清朝兵不血刃地统一了台湾。

2、圈地禁海：最英明的君主，最愚蠢的决定

满州八旗陆战骁勇无敌，几年间就席卷全国，但面对台湾海峡的汹涌波涛却只能够望洋兴叹。清廷由于缺乏强大的水师力量，对郑氏政权不能进行海上封锁，便退回大陆沿海进行全面经济封锁，在大陆沿海一带实行严厉的迁界禁海政策。整个清朝“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禁海迁界让中国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它所造成的破坏和后遗症远远超过了一次超大规模的战争，它不仅使沿海各省界外土地荒芜，人民流离颠沛，更为严重的是割断了中原经济与海外的联系，使明代已发展起来并对中原经济起着很大促进作用的对外海上贸易衰落了。海外贸易的禁绝致使白银的来源断绝，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清初“财源杜绝，有耗无增，是以民生穷困”的经济大倒退现象，迁界禁海政策在打击郑氏的同时也重创了自己。

从顺治十二年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内迁30里（海南岛沿海居民亦迁），“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时期海禁政策却日趋严厉，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乾隆二十二年，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庆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

结语：

清以八旗起家，坐拥天下，历代帝王却都绕不过、扯不脱台湾困局；台湾郑氏遗世独立，海上称王，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清朝；爱新觉罗家族打打停停、台湾郑氏叛叛降降，各自书写一段家族传奇；阴谋、爱情、夺位、战争，两个家族在同一片历史的天空下，上演了浓墨重彩的悲喜剧；拥明、抗清、分裂、和平，台海和大陆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改写了历史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