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以鼓励耕战，功劳至上，轻罪重刑为原则，变法图强，使秦国迅速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并为秦国一统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重奖勤劳致富和建立军功者。努力务农，通过耕织使粟米丰收、布帛多产者，免除其自身的徭役。立有军功者，按照规定标准受封升爵。王室人员不经过军功评价，不得列入宗室谱籍。如此，明确尊卑爵秩的等级，各自按照不同等级占有田、宅，奴婢穿衣服要按照家庭的等级。使得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废除井田制，准许土地买卖，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但其法令也有许多为人诟病之处，如：百姓按什、伍编制，相互监督，一人有罪，相关者连坐；不告发奸恶的处以腰斩，告发奸恶的与斩敌人首级同样领赏，藏匿奸恶的与投降敌人同样受罚；百姓之家有两名男子以上而不分居的，加倍纳赋；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生活；靠经营工商牟利以及因怠惰而贫困的，全都没入官府为奴隶。无论怎样评说商鞅变法，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国末年的秦国是发展中国家，商鞅顺应各国竞相变法图强的潮流，致力于富国强兵以对抗东方发达国家的挑战，促进了秦国的强大和中国的统一；以“无功不受禄”摧毁了“世卿世禄”的血缘宗法制，以“有功者显荣”树立了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的荣辱观，其价值取向泽被甚远，深入人心。古人云：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商鞅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崛起，顺应了封建历史发展的潮流。然而，可悲的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商君，却因变法而身死家灭。
太史公说，商君死于天性刻薄，让人不置可否，但没人否认事物的因果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
商鞅在秦孝公的强力支持下，制定变法之令，但新法在百姓中实行了一年，秦人到国都来投诉新法之非的数以千计。此情形于始可见，无足怪。因为“商君之变秦法也，撄万人之怒，排举国之说，势如此其逆也。” （苏轼：《思治论》）当是时，太子触犯了法令。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史记·商君列传》)要依法处置太子。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不可以对他施刑，就处罚了太傅公子虔，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新法实行了四年，公子虔再次违犯约定，被处以劓刑。《史记》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在君王世袭的家天下时代，太子就是未来的君主，即使违犯法令，臣卿也不可以对他施刑。对于这一点，商鞅是清楚的。但商鞅在处理太子触犯法令这件事上，还是显示出了自己极“左”的手段——处罚太傅公子虔，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黥刑，也作墨刑，古代在犯人脸上刺刻并涂上墨汁的刑罚。我们虽然不知道太子触犯法令到何种程度，但将太子的老师公孙贾处以黥刑，还是觉得刑罚过重，在当时对人们的震撼也无异于石破天惊。即使商鞅可以忽略太子的老师公孙贾的感受，但绝不可以忽略太子的感受，绝不可以忽略宗室贵戚的感受。商鞅不自省，于变法的第四年又因公子虔违法约定，而将其处以劓刑。劓刑，即割掉鼻子的刑罚。秦公子虔因为违犯约定，而被处以劓刑，令天下震恐，宗贵切齿。之后，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在愤懑中等待剪除商鞅的时机。商鞅对待公子虔、太子老师公孙贾尚且如此，对待其他宗室贵戚恐怕就更肆无忌惮了，所以司马迁说，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变法，不仅需要正确的价值取向，义无反顾的精神，也需要审时度势，注意斗争策略和艺术，善于成己成物。左，是超越时代的思想和行为。在人治时代，君王世袭，商鞅昧于时势，自恃有孝公作后盾，刻薄偏激，竟敢在太子老师脸上刺刻，割掉公子虔的鼻子，注定他要为自己的极“左”行为付出血的代价。在君权高于一切、君主世袭罔替的人治社会，岂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中国历代改革家几乎都没有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涉及到了阶级关系的调整，严重触犯了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
变法有经有权，逐利而不求义的变法，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人的尊严越来越远的变法，注定短促而止息。商鞅变法，贱德义，贵法术，使“刑者半道，死者日积”，“劓鼻盈蔂，断足盈车”，“赭衣塞路，有鼻者丑，故百姓惊骇，不知所归命”。西汉刘向说商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铁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人，渭水尽赤。”（刘向：《新序》）若是史实，则言“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只能是一种蕴藏巨大社会危机的假象，与“鸣凤在竹，白驹食场，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的社会和谐景象，有本质的区别。商鞅虽死，而秦卒行其法，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秦始皇认同商鞅等法家的政治主张，并把法治极端化，采取严刑峻法的残暴手段治世，企图让农民俯首帖耳、唯命是遵，一切顺应统治阶级的意志。
“ 秦与戎狄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而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战国策》）秦始皇视众生为草芥，刑名繁多，轻罪重罚，动辄杀人，其专制统治到了“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的地步，终致群盗满山，义军纷起，秦至二世而亡。真乃“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也。
商鞅自耍聪明，却露出奸诈之相，奸诈之人，人心不附。商鞅率军伐魏，魏公子卬率军迎击。两军相持，商鞅给魏将公子卬送信说：“我们从前是好朋友，现在为两国将领，不忍互相攻击。可与公子会面，结盟，乐饮而后罢兵，以求秦、魏安宁。”（《史记·秦本纪》）魏公子卬心眼实，信以为真，前去会盟。会盟已毕，宴饮时商鞅埋伏的士兵袭击并俘虏了魏公子卬，进而进攻，大胜魏军后回国。古人是很讲究仁义和诚信的。卫国神射手庾公之斯与其师爷子濯孺子交战，不乘师爷老病复发不能拉弓之危，置其死地，以邀功求赏，而是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有些统帅就连作战都不行诡道，晋文公与楚军交战，更是思人之惠，践行诺言，退避三舍，欺骗老朋友并暗中置人于死地，为世人所不齿。故古人说：“仁慈隐惻，造次不离。”由此看来，伐魏，秦国胜而商君败。后来，秦惠王派人捉拿商鞅，他还好意思逃到魏国，被魏人送回秦国。将商鞅送回秦国，那不就等于把商鞅推进火坑吗？魏人不杀商鞅，而送其回国，游戏罢了。走投无路的商鞅回到商邑，发动邑兵出击郑国，被秦军杀死在郑国的黾池，其尸体被带回国，处以车裂之刑。商鞅若真得人心，会振臂欲呼而应者云集，但他积凶德且无信，谁会为他陪葬？
商鞅有大功劳，亦有大罪过。苏轼说：“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苏轼文集》）秦国由勃兴而忽亡，是因为他“遗礼仪，弃仁义，并心于进取”的变法，使国家秩序混乱到了“人心失驭如脱缰野马，避徭役逃酷刑至群盗满山”的程度，使社会风气败坏到了“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的地步。商鞅不仅作茧自缚，成了变法的牺牲品，而且后世嫌贫爱富之心理、以权谋私之痼疾、杀人越货之妄为、卖国求荣之无耻，皆两千多年前商鞅变法余波之所滥觞也。
苏轼甚至不承认秦国富兵强是商鞅的功劳，他说：“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庶几其成功，此则司马迁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强国，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为声色畋游之所败，虽微商鞅，有不富强乎？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见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苏轼文集》
赵良曾历数商鞅之非：身为秦国国相不为百姓造福而大规模地营建宫阙，算不上为国家建功立业；惩治太子的师傅，用严刑酷法残害百姓，积怨蓄祸；违情背理建立权威变更法度，不对百姓施行教化；在商於封地南面称君，天天用新法来逼迫秦国的贵族子弟；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又杀死祝欢而用墨刑惩处公孙贾……并劝诫商鞅：把商於十五邑封地交还秦国，到偏僻荒远的地方浇园自耕，劝秦王重用那些隐居山林的贤才，赡养老人，抚育孤儿，使父兄相互敬重，依功序爵，尊崇有德之士，这样才可以稍保平安。不要贪图商於的富有，以独揽秦国的政权为荣宠，聚集百姓的怨恨。赵良甚至直言不讳：“秦王一旦舍弃宾客而不能当朝，秦国所要拘捕您的人难道能少吗？您丧身的日子就像抬起足来那样迅速地到来。”（《史记·商君列传》）古有言：省躬讥诫，宏增抗极；殆辱近耻，林皋幸即；两疏见机，解组谁逼。但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
商鞅身死家灭，是因为失去了秦孝公的支持，严重触犯了贵族的既得利益，百姓对严刑峻法深恶痛绝。古人说，宁犯天条，不触众怒。商鞅虽功在国家，但不谙“夫唯不厌，是以不厌”和“善贷且成”之道，积怨甚深，又刚愎自用，不听规劝，必丧身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