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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版本鉴定_中国古籍善本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1-12-30 22: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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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抄本的鉴定

古籍抄本的鉴定

抄本简述

一、抄本的名目

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图书主要以抄写流传,其载体先是竹木简与帛素,随着纸的发明,尤其是植物纤维出现以后,人们便开始利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但在东汉时,简和素依然的书籍的主要材料。即使到了魏晋时代,纸书渐多,但官府公牍仍以简为主。直到东晋末年,桓玄下令“古者无纸故用简,今诸用简者,宜以黄纸代之”(《见太平御览》卷605),纸才成为普通的书籍材料。而在东汉至南北朝期间,历史、思想、文化、科学诸领域著作层出不穷,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流行又产生出许多新学问、新知识,书籍的数量大大超迈前代。这些书皆写于纸上,由于原材料与抄写都很便利,因而书籍的生产、流传、收藏也较为容易,不仅使政府藏书大为充实,同时也出现了众多的私人藏书家。据史籍记载,南北朝时书籍已趋于商品化了,不仅有书店,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行当。特别是在那佛教盛行的时代,一些重要的佛教经典社会需求面广量大,代抄佛经随即成为热门营生。这种风气一直沿续至唐五代。按理,宋本除刊刻当代人著作或许出自稿本者外,凡刊刻五代以前著作大多源于抄本。但我们现在所能见到唐五代以前的抄本,以佛经居多,文史、语言、艺术等类古籍颇为鲜见。

宋代雕版印刷既盛行,从而刻本取代抄本成为图书流传的主要形式,但抄本並未因此消亡。因为传世书籍众多,有些书出于某种原因无法刊刻;或者人们因不获刻本而需通过抄录以补充藏书或配残本之缺;或者有的书出于特殊需要编纂,如帝王实录及出于个人治学所用的节本、汇编本,只要抄写便足敷使用;而《永乐大典》、《四库全书》这样的鸿篇巨帙,官方也无力付梓;也有纯粹出于爱好玩赏而抄写;种种因素,使得抄本依然成为图书流传不可或缺的形式。可见,在印刷术已流行的时代,抄本的并行流传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印本的不足。

古籍抄本的鉴定

有这样一个人所共知的现象,即流传至今的宋元抄本极少,而明清抄本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的抄本数量很大。仅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言,其总共收录善本古籍5万6千余部,其中抄本(主要是明清抄本)有1万7千余部,居总数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可见一斑。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宋元旧本到了明代日见稀少,为使流传,藏书家、学问家争相传抄,毕竟翻刻费时费财,而抄录则容易许多,至少能起到为古籍续命的作用。此外,明代刻书追求形式与数量而不讲究校勘质量成为恶习。陆容《菽园杂记》指出当时刻书之滥,“今士习浮靡,能刻正大古书以惠后学者少,所刻皆无益,令人可厌。上官多以馈送往来,动辄印至百部,有司所费亦繁”。所谓官吏用以应酬馈赠之书,即俗称“书帕本”,往往追求时效,不顾质量,衍夺讹误,所在多是,后人遂有“明人刻书而书亡”的批评。这也是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藏书家抄写图书风气大开的重要因素。由于宋元旧本难觅,当时有的名家抄本转眼亦成为孤本秘籍。清代藏书家仍然保持着抄写稀见旧本的风气,为适应乾嘉时代整理古籍的需要,有的刻本包括丛书本(如《知不足斋丛书》),不少是据抄本翻刻。那么我们重视抄本,重视对抄本的研究应当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並非如此。以明代版本研究为例,许多版本学者更为关注的是明代的印本,由于明代的印刷品不仅数量前所未有,各朝代与官私坊刻皆有各自特点,再加上活字、套印术的发展,饾版、拱花术的发明,可供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论及明代抄本,专家们往往轻描淡写,未予深入研究。其实,明代抄本大有研究之处,且不论其文献价值,即就众藏书名家的抄本而言,那一家不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何况还有很多具有重要版本价值的抄本至今未详其出处,需作个案考证。前辈冀淑英先生曾写过《关于穴研斋抄本》一文(见陈红彦所编《冀淑英文集》),如大家拜读过,相信会对明抄本的认识与研究有所启迪。因此我认为,如果不对与印本同样活色生香的抄本作深入研究而谈版本学,至少是不全面不完整的,在这方面,有许多事情要做,需要大家下苦功夫。

历来公私藏家著录抄本的名目繁多,兹就常见的“写本”、“精抄本”、“影抄本”、“旧抄本”四种作相关阐述。

先说“写本”。昔人每将写本与稿本、抄本相区别,如唐五代以前的抄本(尤其是流传众多的佛经卷子本)、明清两代官修书抄本及出自名家之手的抄本等,皆以“写本”称之,並见诸书目著录。其中也有一种情况,即对稿本(主要指誊清稿本)抑或抄本未能加以辨别定夺时,版本目录家们每每权以较为模糊的“写本”著录之。这种说法与著录虽然至今仍在沿用,但从学术角度而言,尚欠严谨规范。相对印本,无论是稿本还是什么形式、时代的抄本,都应当归类于写本。当然,如果从实际出发,对各公私目录的著录有所了解,或者说这样的著录已约定俗成,不影响我们对版本的判断,那么“写本”这种名称就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了。

古籍抄本的鉴定

再说“精抄本”。这个名称可从形式与文章内容两方面解释。从形式而言,纸墨讲究(包括用纸风格独特)、书艺精妙(或抄写工整不苟)的抄本,人们每视为精抄,如官家与著名藏书家的抄本。又因为藏家重视,插架珍庋,钤印题识,流传有绪,复为之生色。从文字内容而言,经三复校正,令文字无讹、内容勿缺之抄本,相对普通传抄之本,自然堪称精抄。不过,要从文字内容评价抄本之精粗,需觅他本费时费力校勘,並非一时所能获知,故编目者往往是从形式上予以认定,这种认定对于专门学问家、文献的使用者而言可能会起误导作用,因为他们的“精抄”理念往往与编目者不完全一致,他们主要是从文字内容角度理解抄本之精粗,所以我们在编目时要慎用“精抄”这个名称。

所谓“影抄本”,又称“影写本”,系用薄而细洁白纸覆盖在原本之上,按照原本样式,一丝不苟地将文字、版匡、栏线、鱼尾乃至刻工等影描下来,力求保持原本面目,乃有“下真迹一等”之誉。影抄本主要是指影抄宋元本,由于宋元本稀见,甚至后来失传,影抄本绵延一线之传,故为世人所珍重。这是明代抄本中的一朵奇葩,清代藏书家亦仿而效之。在明代及清初的影抄本中,要数常熟毛晋汲古阁的影抄本最为精美,无论纸墨与写工质量均属上乘,传世品种相对也多。因此,清代孙从添《藏书纪要》、官方的《天禄琳琅书目》乃至当今学术界许多学者都认为影抄本为毛晋所发明,“毛抄”也成了影抄本的代名词。但这样的认识並不确切。检览毛晋之子毛扆所编《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李卫公文集》下注“史臣纪家影宋抄本”;《徂徕文集》下注“宋板影抄,周石安收藏”;《祖龙学文集》下注“影宋板旧抄”;而在《杜工部集》下毛扆称,“先君当年借得宋板,影抄一部,谓扆曰:‘世行杜集几十种,必以此为祖,乃王原叔本也。’”可见该目所著录的大多是收得前人的影宋抄本,只有当时底本难得的自家所抄,才予著录,影抄自家收藏之本则不予著录,否则难称“秘本”。从理论上说,早在毛晋之前的明代正嘉间既行影刻宋元本之风,那么其时必定也有影抄之本,只不过缺少实物佐证罢了。但也並非没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钱曾《读书敏求记》、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文献记载,明正德间有苏州藏书家柳佥字大中者,曾摹写宋本唐人诗数十种(见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而上海图书馆藏有柳氏手抄宋刻书棚本《渑水燕谈录》,其版式行款一依宋本,虽不若毛抄精当,但目录后“临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刊行”那条刊记抄写得却也神似,黄丕烈题跋明确指出,观其行款及避讳处,当是宋本影写者。在没有更早资料发现的情况下,可以说柳氏是开了影抄风气之先。在毛晋之后,较为著名的当推钱曾述古堂影抄本,其质量可与毛氏比肩。至于徐乾学传是楼、鲍廷博知不足斋、黄丕烈士礼居等虽也承袭遗风,但精工终不及毛氏。关于“毛抄”我还想多说几句。影抄本除非底本漫漶莫识,一般很少出现误字,但有的毛抄却有许多白粉填改之处,譬如宁波天一阁所藏的《集韻》便是如此。大家千万别误解成这是抄工笔误的改正,而是后人(可能就是毛家)根据别本校改所致,问题是这种校改往往不作任何说明,使人摸不着头脑,以致读者忽略误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得好好研究琢磨,搞清其校改的来龙去脉。

至于“旧抄本”的名称,为过去藏书家所习用。大凡对不详年代的抄本,约抄于乾嘉以前者通称“旧抄”,在鉴定著录上并不严谨。与之相对,抄于晚清者称“近抄”,抄于辛亥革命以后者称“新抄”。这与金石界著录碑帖拓本相仿。不过,如果能确定为明代或清代某朝抄本,即直接著录之,如果约略知道抄于雍正以前,则著录为“清初抄本”。虽然现在编目著录已不用“旧抄”这个较为含混的名称,但我们了解了这种情况,就可以在利用旧时藏书目录时较好地理解与把握有关信息,以作出恰当的判断。

二、抄本的价值

后世藏书家之所以重视抄本,亦仍然离不开版本的两重性。其一是文物价值。由于历史原因,宋元以前的抄本保存至今者已稀如星凤。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律藏初分》(抄本西凉建初年间)、上海图书馆所藏《維摩诘经》(抄于北魏神龟元年)、故宫博物院所藏唐吴彩鸾抄本《刊谬补缺切韻》、上图所藏宋葛长庚抄本《华阳隐居真诰》等,藏家无不视为镇库之宝。而出于名家抄写,其书法辅以精妙纸墨,自然亦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我国的书法艺术堪称国粹,人们出于对书法的喜爱,从某种角度讲,亦是雕版印刷发明之后抄本依然流行、受到重视的原因之一。唐五代以前的抄本,那怕出于抄胥之手,书法都极富艺术感,并具有不同时代崇尚的书法特点。可以想象,倘若粗劣的雕版印刷品,是难以取代抄本被人们所接受的。宋代刻书之所以在写、刻、印三方面刻意讲究,涌现出不少精品,多少也是受到抄本挑战的结果。要改变人们的习惯,须有充分的影响力。因此,诸如明姚绶抄本《斗南老人诗集》(天津图书馆藏)、吴宽抄本《明太祖文》、祝允明抄本《夷坚丁志》、俞弁抄本《剡溪诗话》、清查昇抄本《八代诗揆》、缪曰藻抄本《续书谱》、郑燮抄本《宝颜堂订正丙丁龟鉴》、陆时化抄本《江邨销夏录》、纪昀抄本《御制题明世子朱载堉琴谱》等,皆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其二是文献价值,即评估抄本之精粗、价值之高低,更注重其版本的文字内容。如何判断呢?大致有这样三种情况应当注意把握。

第一,该书是否刻印过?如果没有印本只有抄本,而且抄本亦属稀见,那么抄本的价值就很显著了。譬如,清内府四色抄本《进瓜记》(藏上图),这部明代传奇(作者王昆玉,生卒不详)当初是专供太上皇帝乾隆看戏时用的一个抄写副本,既未刊刻,也不会抄第二部。历史上有些古籍是出于类似特殊需要而编纂,只要抄写就足敷应用,本不为了流传,而一旦抄写之本不传,其文献亦随之亡佚,古往今来,这种令人扼腕的事情发生很多,而这部《进瓜记》能得以流传至今,真属幸运无比,倍见珍贵。

第二,原书虽曾刻印,但印本现在是否存世?如果印本已亡佚,仅赖抄本流传,或者印本已残缺而抄本完全,那么抄本同样十分宝贵。譬如明姚咨抄本《春秋五论》(藏国图),该书是宋代温陵人吕大圭的著作,旧时有宋元刻本的记录,但人间罕有流传。据姚氏跋语,这个本子是他从“故编修王尧衢懋中家藏本”抄得,而王家的那部抄本早已失传,惟赖姚氏这部抄本留存该书面目。这部书曾经范氏天一阁收藏,历经四百多年,虽早从天一阁散出,尚能安然无恙,别说孤本堪可宝爱,就是吕大圭在九原之下也会作揖不止。又如明内府抄本《三国志》(藏上图)六十五卷全帙,其所据底本是元大德十年(1306)池州路儒学刻本,旧时宁波天一阁曾藏有一部,今已不知所在。检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元大德本仅存六卷残本(分藏国图、上图),那么这部明代皇家抄本乃现存保留元本旧貌最早的本子,弥足矜贵。再如清浙江归安藏书家严元照(1773——1817)抄本《仪礼要义》(藏上图),亦十分著名。在严氏藏书中,最为显赫的就是宋刻本《仪礼要义》五十卷。这部宋本是他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变卖家藏古籍,共花了二十六万钱购得,那年他只有十八岁,遭到众人嗤笑。但世上毕竟有知音,校勘家顾千里在为张敦仁校刻《仪礼注疏》时,即据此宋本补北宋景德本《仪礼疏》之缺,並称之为“天地间第一等至宝”。但严氏是个穷书生,为了维持生计,他清楚这样的重宝迟早要归他人,于是先后手抄了两部。之后各家抄本,皆从严氏手抄本辗转传抄而来。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任事《仪礼》的徐养原所用的本子,也是从严氏抄得。果然,严氏后来出于无奈,将宋本卖给了阮元,转归皇室。如今这部宋本不可踪迹,而他的两部手抄本总算幸运地流传下来,不过藏在南京图书馆的那部,在清末流入丁氏八千楼时已残存十二卷,只有上图这部严氏第一次手抄本保存完整,而且递经卢文弨、徐养原、顾千里校勘,其价值可与宋本同等看待。

第三,抄本与刻本在文字上有否异同?如果抄本祖述原本,文字无讹,而刻本属辗转翻刻、校勘不慎甚至经过删改,则抄本可校补刻本的不足。如宋王闢之所著《渑水燕谈录》,明商濬刻《稗海》本仅录二百八十五条,缺失或删节殊甚,而前面讲到的明柳佥抄本则有三百余条,与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记载条数差近。又如明杨慎所著《均藻》,乾隆时四川罗江人李调元曾刻入《函海》予以通行。但校以上图2000年购入的翁氏藏书中的清初抄本,发现文字颇有出入,知此书在流传抄写过程中已失旧观,而这部清初抄本是迄今该书所存最早的一个本子,不失为校勘此书的一个重要版本。

此外,抄本与印本、抄本与抄本之间,若版本源流不同,也值得重视。如清杭州人吴焯(1676——1733)绣谷亭抄本《玉照堂词钞》,虽然只收了宋张镃词作十五首,但其中《风入松咏栀子花》、《菩萨蛮咏素馨花》、《蓦山溪咏苿莉花》三首为鲍氏《知不足斋丛书》本(凡收七十六首,附《南湖集》卷十)所无,其他各首与鲍刻本也都有文字异同,可知两本非同出一源,而绣谷亭本在先,自有其文献与校勘价值。

借此机会,我想对如何评价明清藏书家的抄本发几句议论。一般而言,明清著名藏书家的抄本都被视为重要善本,大家翻检一下《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便可知道。因为以传统的眼光看待,这些抄本皆具有文物与文献价值,至少两者居其一。可能在客观上不是每部抄本都善,但我们要知道,这种传统观念的产生並非形而上学,而是建立在这些藏书家固有的品牌效应基础之上。六十多年前,顾廷龙、潘景郑两先生鉴于识别稿、抄、校本之困难,曾着手编纂相关图录,以供人们借鉴,后来因借书不易而中辍,转为编纂《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在顾老去世的前一年即1997年,他知道我正按他的意愿着手编纂《中国古籍稿抄校本图录》,勉励之余,送我一包旧照片以作留念。打开一看,是数十幅稿、抄、校本书影,照片虽已泛黄,却包含两老当年的心血,十分珍贵。我问老人家为何未编纂成书,他说得不到明清名家如杨氏七桧山房之类抄本作书影,缺乏代表性。可见藏书名家的抄本在老辈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后来我在编纂过程中作过一些校勘比对,发现名家抄本确实非同寻常。如检览馆藏明杨仪七桧山房抄本《支遁集》,了解到东晋支遁(字道林)和尚的诗文原本早已失传,现在人们所能看到的传本,以此杨氏抄本为最早,成了后来抄本与刻本的祖本。难怪莫棠在题跋中激动地说,“此盖吴下最古最著之抄本也,无意遇之,欣赏曷已!”

事实上在清代,学术界对明清藏书家的抄本作过较为客观的评价。如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就有如下说法:

“吴宽、柳佥、吴岫、太仓王元美、昆山叶文庄、连山陈氏、嘉兴项子京、虞山赵清常、洞庭叶石君诸家抄本俱好而多,但要完全校正、题跋者方为珍重。王雅宜、文待诏、陆师道、徐髯翁、祝京兆、沈石田、王质、王穉登、史鉴、邢参、杨仪、杨循吉、彭年、陈眉公、李日华、顾元庆、都穆、俞贞木、董文敏、赵凡夫、文三桥、湖州沈氏、宁波范氏、吴氏、金陵焦氏、桑悦、孙西川,皆有抄本甚精。新抄冯巳苍、冯定远、毛子晋、马人伯、陆敕先、钱遵王、毛斧季各家,俱从好底本抄录。”

“余见叶石君抄本,校对精详,可称尽美。钱遵王抄录书籍,装饰虽华,固不及汲古阁之多而且精、石君之校而备矣。”

“明人抄本,各家美恶不一,然必有用之书,或有不同寻常之处,亦皆录而藏之。然须细心绎,乃知其美也。吴匏庵抄本用红印格,其手书者佳。吴岫、孙岫抄用绿印格,甚有奇书,惜不多见。叶文庄公抄本用绿、墨二色格,校对有跋者少,未对草率者多;间有无刻本者亦精。”

孙氏是康乾间人,所以仅就明代及清初藏书家的抄本进行评判,他从数量多、抄写精、底本好、内容全、校勘精、有题跋以及无刻本流传等多角度揭示了名家抄本的特点,对有些抄写草率、疏于校勘者亦进行批评。总体而言,对所例举的名家抄本的价值是予以肯定的。无论褒与贬,关键在于,他对这些抄本都摸过、研究过,並告诫人们,“须细心绎,乃知其美”。

但我注意到有些学者没有摸过书就率意评论。如有一本为学生讲古籍版本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明代“藏书家除名书法家钱谷的抄本字写得好之外,大多数字都写得不好,甚至极差。如茶梦斋抄本相传是姚舜咨的手迹,也同样抄得不好”。类似的话在其他版本学著作中也看到过。姚咨的字写得好与否,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丕烈说姚氏手抄本“可称三绝”(见《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谈助》);常熟瞿氏说姚氏书法“古雅可爱”(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南唐书》),而你说他极差,眼光不一,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这种说法是“相传”,即道听途说而来,那就不太严肃了。这不禁使人要问:你究竟经眼过几部明抄本?是否识得姚咨手迹?就说茶梦斋抄本吧,並非皆姚咨手抄,有的是出于门人之手,也有同一部由姚咨与门人分别写的情况(譬如上图藏《诗集传名物钞音释》,卷前吴师道序为姚咨手抄,正文系门人所抄)。如果不把客观情况搞清楚便妄加评论,是会闹出笑话的。而自己没有经验,将别人的著述东抄西湊编成教材为学生讲课,岂不是误人子弟?

三、抄本的鉴定

我在讲稿本的时候已说过,鉴定写本(即稿、抄、校本)比鉴定印本要难,是因为难在写本个性突出,少有规律可寻,所以更强调实践经验,在实践中琢磨,取得认知。纸上谈兵对初学者而言,会有云里雾里的感觉。姑且根据自己的经验谈一下有关明清抄本的鉴定。

1、书法字体。时代有时代的风气,个人有个人的特点。抄本的代风气其实与刻本有相似之处。如明代前期承继元代流行赵孟頫书体遗风;明代中期仿宋刻本的字体,在明抄本中亦时有出现;而万历写刻本的字体实际上就是明末书法风气的反映(当然亦有异同变化),抄本亦每如是。而清代的抄本尤其是精抄本,其字体与康、雍、乾三朝的写刻本多同,即所谓“馆阁体”。所以从书法的时代风气鉴别明清抄本可借助刻本进行比较,只是刻本经过施刀,字体不那么自然。这是就一般抄本大致而言。但是对富于个性化的抄本如名家手抄本的鉴定,那就要下大功夫,逐家进行辨识,虽然诸如明代吴门书派对地域抄本书法有所影响,但即便苏州地区的各家抄本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除了抄本本身之外,还要借助其他墨迹资料(如书作、题跋、尺牍等及其相关影印文献)熟悉名家手迹。我看到不少有关版本学的书讲到抄本的书体,都说明抄本字体飘逸、书法自然,清抄本工整秀丽、书写规矩。我也说过这样抽象的话。但如果不懂点书法,难以体会。不要说看抄本,即便看到刻本也会指鹿为马。顾廷龙先生在教授我们学习版本鉴定时多次告诫,鉴定版本以稿抄校本为最难,要多看名家手迹,同时又要练习书法,以熟悉各时代的书法风气。並说自己所以习书唐以前写经之体,就是为了鉴定现存各时代手写经卷的需要。很惭愧,我没能做到顾老的要求,总以缺乏艺术细胞原谅自己。但在多看手迹这一点上我作过努力。譬如台湾央图出版的《善本题跋真迹》,我置于案头经常翻阅,很有帮助。确实,如不重视各家手迹,即使精于鉴定的版本专家也会失误,不用说初学者了。譬如上图所藏清钱氏潜研堂抄本《中兴馆阁录》,其中《续录》卷一、卷七监修国史官至著作郎前半部分及卷八前半部实为钱大昕手抄,又经黄丕烈手校,而杨守敬居然疏忽错过。其题跋云:“忆此书前年(1884)在上海醉六堂书店余曾见之,以索价稍昂未购。当时匆匆阅过,实不知为竹汀手抄、荛圃手校之本也。今为顾卿所得,出以示余,如寐初觉,始叹‘伯乐一过冀北遂无良马’未易言也。”余嘉锡则说:“鉴藏书籍,于前人抄校之本,苟不识其手迹,而第检所著目录、题跋以为据,未有不失之交臂者。”两位前辈就辨认手迹的不易与重要,讲了这番发自内心、实事求事的话,使我深受教益。

2、纸张。即便在明清两代,纸张的名目也很多,但就其用纸质地而言,不外乎棉纸与竹纸两种。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白棉纸抄本,大都为明抄,但在明末,不乏用竹纸抄书者。这与刻印本用纸情况是一样的,如嘉隆间白棉纸印本颇为常见,而万历以后印本则竹纸居多。清代有所谓毛边纸、毛太纸、开化纸(亦称桃花纸)、开化榜纸、连史纸等名目,实际上都属竹纸类,只不过制作工艺有精粗罢了。区别棉纸与竹纸並不太难,而不能忽略的是,明清两代藏书家往往有各自专门抄书用纸,我们应当熟悉,这对鉴定抄本很有帮助。在此不避烦琐,将一批藏书家专用纸的特征列表附录。需作说明的是,虽然这个表格可用以鉴定抄本的参考,但如一味凭信,恐亦有误,因为藏书家的专用抄稿纸也有借用或赠送之例;而要仿冒也就是翻雕一块木板的事情,十分容易。所以除了细心辨认外,还要结合书体风格、印章等方面综合鉴别。

3、印章。通过印章不仅可以了解藏书源流,更可大致鉴定抄本的时代乃至谁家所抄。譬如钤有明代人的印章,该本至少不会抄在清代;而影抄本钤有毛晋父子常用的印章,多半便是毛抄了。借助印章鉴定版本,有两点需把握,但並不容易:一是识读印文。虽然印文大多用小篆,但也有用金文,或者出现並不规则的变体、省体,参考书虽有《说文解字》、《六书通》及各种金文字典等,但需要下功夫,要留意揣摩明清时代的篆刻艺术风格,並结合相关藏书家、校勘家及专门学问家的生平文献资料予以认定。二是能够辨别伪印。常见加盖伪印的情况有:在新抄本上加盖前人印章以冒充旧抄本;在抄本上加盖作者的印章以冒充稿本;在过录批校题跋本上加盖批校题跋者的印章以冒充真迹。这些加盖的印章绝大多数是伪刻的;也有个别虽是真印,但它是后人觅得后加盖的,与原书的实际情况不符。这种伪印虽然大多制作拙劣,材料甚至是木质的,所用印泥亦差,但对于接触古籍不多,对一般著名藏书家、校勘家、学者的手迹、印章不熟悉的人而言是较难辨识的,这也是稿抄校本比刻本更难鉴别的因素之一。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注意研究历代各种公私印章的式样、印文的风格、钤印的规律以及印泥的质量与颜色。尤其对著名藏书家、校勘家与学者的印章要熟悉,因为作伪者往往利用伪造名家印章牟利。大家可以结合工作实际,多翻阅各种印谱,将各种书影、印谱中的印章与书目中所记录的印章相互比较、印证,将已知的真、伪印章进行比对,有助于提高印章的辨识能力(但要注意,有的藏书家印谱系经描润,与实物有差异,不能以之为准)。当然,这要有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与经验的积累。对初学者来说,向行家、前辈请教,往往能及时解决眼前面临的问题,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不过说老实话,我也有印文不识的情况)。必须指出,印章只是鉴定版本的一个旁证,也有旧抄本(或旧刻本)盖有伪章的,这就不能因为印章伪而否定书的本身价值。因此,要对原书本身作全面分析,这是在鉴定版本中是始终不能忽略的。

4、讳字。利用避讳字鉴定抄本,主要留意清代尤其是康、雍、乾三朝,明代抄本避讳不严。譬如清代避康熙帝玄烨讳、乾隆帝弘历讳,人们即以“玄”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元”字、“弘”字是否缺笔或改为“宏”字来判断该本是抄在清初抑或之后、是旧抄还是新抄。不过也要注意两种情况:一是影抄本往往保留原本的讳字,如“玄”字,宋代亦避讳。二是有的抄本原本“玄”、“弘”字缺笔,后人为冒充旧抄,添上所缺之笔,这就需要根据书法、黑色仔细辨认。

5、题识跋语。有的抄本卷末有抄书者题识,交待了抄写的时间、地点、抄写者姓名乃至底本来源,这是鉴别抄本的直接依据。也有的抄本经同时人或后人题跋,对抄本的相关情况也有介绍,鉴定並不困难。但这同样有一个书体字迹的认定问题,前面已讲过,不再赘言。

最后再谈一点体会。二十多年前我在主持编制上图普通古籍目录时,顾老曾要求我将百数十万册普通书都能摸一遍,关照要特别注意稿抄校本,因为上图自1958年四馆合併后,普通古籍未有系统整理过。这项编目工作做了整整十年,因仍存在不少问题,未敢将目录出版公诸于世,仅抄就一套卡片让读者检索。但我在工作中锻炼了眼力,先后发现了清臧庸稿本《韩诗遗说》、黄丕烈校跋本《青城山人诗集》、劳权劳格兄弟手抄本《近光集》、《扈从诗》等一批善本,备感欣慰。这种经验绝不是从课堂或书本上能够获得的。因此,大家如果真有兴趣,愿意坐冷板凳,孜孜以求做好古籍普查工作,一定也会有所收获,既增长了才干,又为这项宏伟大业作出贡献,实在是桩其乐无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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