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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徐文长_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1-12 14: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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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才子徐文长为何杀死“后妇”

徐文长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写道:“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指胡宗宪)所以饵王(直)、徐(海)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尹守衡《明史窃》说:“渭亦有才略,善谈兵。海寇引倭寇深入,渭从宗宪出观海,窥贼垒,因上书曰……宗宪亲履戎行,捐巨万金行间,竟歼群寇,从渭画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也说:“文长知兵,好奇计,少保(胡宗宪)饵王(直)、徐(海)诸虏,用间钩致,皆与密议。”

除掉王直、徐海,是胡宗宪引以为自傲的事功,其间充满着阴谋诡计。胡宗宪利用同乡关系,招安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商王直,把他的母亲从金华监狱释放,派人前往日本游说。王直企盼朝廷在浙江定海等港口,仿照广东事例“通关纳税”,使走私贸易合法化,决意归顺。胡宗宪又派人拿着王直养子王滶的书信,诱降徐海,徐海以为王直已经归顺,自己也想“内附”。孰料,胡宗宪策动徐海和同伙陈东内讧,然后乘其不备,发兵围困,迫使徐海投水而死。王直投降后,胡宗宪抛弃先前的承诺,把他斩首于杭州官巷口闹市。这就是“饵王、徐诸虏,用间钩致”的大致情况,徐渭从头至尾参与了“密议”。后来胡宗宪瘐死狱中,徐渭以为是“用吾言而死”,其实不然。

嘉靖四十一年,监察官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十大罪状,皇帝下旨罢去四省总督之职,把他逮捕到北京。但突然出尔反尔,又下达圣旨说: 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从担任御史至今,所有官职都是朕亲自提升的,“今却加罪,后来谁与我任事?”结果是无罪释放,回家“闲住”。到了皇帝的“万寿节”,在家闲住的胡宗宪向皇帝进献“秘术”(房中术)十四种,龙颜大悦,想再度起用他。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及其党羽罗龙文被处死刑,御史查抄罗龙文家产,查获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内容是他遭到弹劾时,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拟“圣旨”,请罗龙文转交严世蕃,作为内阁“票拟”发出。新任内阁首辅徐阶指示言官弹劾他“不法蔽辜”。胡宗宪再次被捕,自知难逃一死,在监狱中服药自杀。

胡宗宪的死,对徐渭震动极大,他担心受到牵连,神经错乱而发狂,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陶望龄《山人徐渭传》说:“及宗宪被逮,渭虑祸及,遂发狂。引巨锥剚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不死。渭为人猜而妒,妻死后,有所娶,辄以嫌弃。至是,又击杀其后妇,遂坐法系狱中,愤懑欲自决。”他是真心想死,正如他自己所说:“私念生平国士,我无过胡公,公用吾言而死,吾当以死报公地下。”那一年,他四十五岁,决意自杀,为自己写了《墓志铭》,谈到自我了断的缘由: 人谓: 渭文士且操洁,可无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乃渭则自死,孰与人死之。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众所周知,幕僚与长官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甚至是雇佣关系,幕僚没有必要为长官殉死。胡宗宪瘐死狱中,徐渭的反应为什么如此剧烈,竟然发狂,用巨锥刺耳,击碎肾囊,杀死妻子。为何如此反常?对于“公用吾言而死”,耿耿于怀,极其内疚,又是为什么?其中的内幕已不可知,后人只能推测。唯一可能的解释,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是由他起草的。由于此类文稿极为机密,不可能在他的文集中留下痕迹,只是推论而已。

因为杀死“后妇”(第二任妻子),被捕入狱,他四十六岁至五十二岁(隆庆元年至万历元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这从他自己撰写的年谱(《畸谱》)得到印证。《徐文长逸稿》附录《畸谱》一卷,其实是一个极为简略的大事年表,其中写道: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音zì,意刺入)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

四十七岁至五十二岁,狱。

五十三岁,除释,某归。

这段生活可以看作他的幕僚生涯的延伸,宣府巡抚邀请他入幕,他旋即辞归,与这种阴影大有关系。此后他的行事,在旁人看来颇有些怪诞,正如徐象梅《两浙名贤录》所说:“既出狱,日闭门与数狎者饮噱,而深恶诸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见者皆不得也,人多以是怪恨之”;“文长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人墨客,文长皆奴而叱之,耻不与交”。联系到他的佯狂与入狱,这些表现便可以理解了。

从五十二岁到七十三岁,他终于回归不受任何拘束,率性自由的日子,使他的文学艺术登上了高峰。袁宏道的评论是最有说服力的:“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鸟鱼,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推崇的语气几乎无以复加,还不忘补充一句:“晚岁诗文益奇。”确实,徐文长的诗文成就是在晚年形成的。他用一个“奇”字来概括其特色:“文长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按袁中郎的说法,文长的诗第一,字第二,文第三,画第四,而文长自己的排序稍异:“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

究竟是书第一,还是诗第一,已经无关宏旨。值得探究的是,倘若胡宗宪不倒,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续到晚年,一直专注于起草官样文章,是否还会有如此高的诗文书画成就?这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胡宗宪之死,徐渭因祸得福,使他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色,率性而为,终成大家。

陶望龄《山人徐渭传》篇末,有一段评论写得很好,兹迻录于下,以飨读者: 陶望龄曰: 越之文士著名者,前惟陆务观最善,后则文长。自古业盛行,操翰者羞言唐宋,知务观者鲜矣,况文长乎!文长负才,不能谨饰节目,然迹其初终,盖有处士之气,其诗文亦然。虽未免瑕类,咸以成其为文长者而已。中被诟辱,老而病废,名不出于乡党,然其才力所诣,质诸古人,传于来祀,有必不可废者。秋潦缩,源泉见,彼豗喧泛滥者须臾耳,安能与文长争修短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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