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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代表画作_张大千的画在人民大会堂有吗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3-06 09: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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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画家或收藏家,乃至艺术理论家,其眼界的阔狭高低,关乎成就。如9世纪被誉为“第一位美术史家”的张彦远(815—907),出身宰相世家,家藏法书名画甚丰,犹以“书画收入内库,世不复见”,不得见御府收藏为憾事。宋徽宗(1082—1135)在位时,每旬日则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此举不仅大大增加画院学生观摩临习名画的机会,也是徽宗朝画院画家获致高度成就的助力之一。而在近现代书画名家中,尤以张大千(1899—1983)最能体现画家之见闻与创作间的紧密关系,其人物画代表作《文会图》即为一例。

张大千看了哪些画才画出《文会图》?

1.张大千,《文会图》(雯波本),私人藏

张大千作《文会图》之因缘

青绿敷彩、描绘人物景物极为细腻的“雯波本”《文会图》(图1),是张大千的名作之一。所谓“雯波本”,乃从画上张大千1961年的题款而来:“《文会图》历十五年未能完成,今老目益昏眊矣,题付雯波守之。辛丑冬。爰。”张大千的学生孙云生(1918—2000)亦曾临仿一本《文会图》,张大千在其上有跋云:“道君皇帝《文会图》真迹,已不在人间,予得耿信公临本,精妙绝伦,有虎贲之似,已而寇陷中原,‘耿本’又复失去。予乃剏(创)意为此,用寄怀想,云生笃爱,甚至破数日之功临以示予,冰寒于水,正昌黎所谓师不必贤于弟子也。爰。”孙云生曾为文记载张大千作此画之因缘,大略归纳出其所取材之古代诸名作,包括邱文播《文会图》、孙位《高逸图》(梧桐树、芭蕉)、唐人《宫乐图》(宫女围坐的大案及矮凳子)、周文矩《重屏会棋图》、韩滉《文苑图》、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王诜《绣栊晓镜》(少妇身旁的横榻)、宋徽宗《文会图》、刘松年《罗汉》(芭蕉)等。张大千先于1946年完成该图的构思及粉本,1947年完成四幅创作,并于1948年将其作为与徐雯波结婚时的赠礼。

张大千看了哪些画才画出《文会图》?

2. 宋徽宗,《文会图》,宋,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据张大千上述跋文所记,道君皇帝(宋徽宗)《文会图》真迹已不在人间,此事自然已无从比对。古画如《文会图》出现多种同一稿本的画作,实不足为奇,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即藏有宋徽宗《文会图》(图2)及题为唐人的《十八学士图》,其中宋徽宗《文会图》上还有清代“耿信公”的收藏印;而张大千也曾保有传《邱文播文会图》白描粉本(图3);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等地亦收藏许多相关题名为《文会图》的作品。不过,以上列举的诸本《文会图》与张大千“雯波本”人物群像之相关处只有家具摆设方面,人物部分则似乎无甚关联。

张大千看了哪些画才画出《文会图》?

3. 张大千,《临邱文播文会图》,白描粉本

清代华喦《玉山雅集图》

那么,“雯波本”《文会图》是否可能取材自其他古代画作?原台北国泰美术馆所藏、今归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清代华喦(1682—1756)所作《玉山雅集图》(图4,本文简称为“华喦本”),可能是一处重要来源。此画除了有华喦款题“一溪烟,万竿竹。诗酒间,人如玉。新罗山人喦写于小东园之竹深处,时壬子(1732)六月”,诗堂上另有近代名画家黄宾虹(1865—1955)短跋一则:“壬申(1932)长夏,蜀张善子、张大千,吴俞寄凡(1891—1968),歙黄宾虹,偕游上虞白马湖之长松山房。寿康范先生(1896—1983)出新罗山人此帧见视,欣赏之余,为书于端。”(图5)由此可知,张大千曾于1932年见过此“华喦本”,而此画当时的收藏者为范寿康(1896—1983)。范氏于1945年来到台湾,曾任“省教育处”处长及台大教授,此画或许即在此因缘下辗转来到台湾。

而“华喦本”之所以称为《玉山雅集图》,可由画上经颐渊(?—1938)的题跋解题并概略说明之:“此新罗真迹也,原签为《竹溪六逸》,但察其衣巾容仪,非隐者风,不似太白之友。余在沪,适于友人处,见费晓楼(1801—1850)《玉山唱和》卷,构图全相仿,则晓楼必宗新罗无疑。此画为‘玉山唱和’,而非‘竹溪六逸’,亦无疑。玉山主者昆山顾仲瑛(1310—1369),仲瑛其人青年好学,元至正戊子(1348)二月十九日之会,为诸集之雅,有《玉山雅集图》,淮海张渥用李龙眠白描体之所作,杨维桢(1296—1370)为之记。惟此画与记中所载诸人不全,想新罗之创作也,抑新罗别有本?未及考。寿康世兄得此可羡可宝。留玩数日,志此归之。十八年五月六日。颐渊识于白马湖。”(见图4上方诗堂)

张大千看了哪些画才画出《文会图》?

4. 华喦,《玉山雅集图》,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所谓“玉山雅集”,是元末苏州富贾顾瑛所发起的重要文人雅集。顾氏热爱文学艺术,不但在昆山一地构筑玉山草堂作为当地名士文人的集会场所,更编著诗文集记载珍贵的艺文成果,当时的书画名家倪瓒、杨维桢皆是此雅集的成员。倘若检读杨维桢的《玉山雅集图记》,便会发现其对杨维桢、姬翡翠屏、野航道人姚文奂、苕溪渔者郯韶、玉山主人、姬侍天香秀、吴门李立、指画者张渥、持觞小琼英等诸人的形容,与华喦的创作版本确实有许多出入。正如经颐渊所指出的,此“华喦本”“画与记中所载诸人不全,想新罗之创作也,抑新罗别有本?未及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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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宾虹于华喦《玉山雅集图》诗堂的题跋

更进一步说,“华喦本”之所见,只有“捉玉麈(应是持扇者)而从容谈笑者,即玉山主人也”可与《玉山雅集图记》所述加以比对,其余多与记文描述不合,尤其文中所提到的诸女士,在“华喦本”中反而都未能见到,而唯见男童仆。究竟此“华喦本”与本文欲探讨的“雯波本”有何干系?事实上,若将此两本相互对照,便可发现二者在人物的造型上确实有多处相同,差别只在于画幅一为竖方,一改为横方,两组人物的布局亦有由左右改为上下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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