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北，悍勇的蒙古军在几十年间横扫欧亚大陆，灭国数十。蒙古的军事征服不可避免地带有残酷性，然而其所遭逢的唯一劲敌，却是偏安一隅、不思振作的南宋皇朝。在长达40余年间的拉锯战中，南宋凭借其城防与水军，还有一些有才能的指挥官，居然得以苦苦支撑，且使蒙古军屡遭重创。蒙古的第4皇帝蒙哥汗竟死于顽强抗击的合州城下。第5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和一些大臣最初甚至打算放弃灭宋。后来在降将刘整的劝说和建议下，元朝将主攻方向转移至襄阳，并且编练了强大的水军。此两项关键性的战略部署果然奏效。咸淳九年（公元１２７３年），襄阳被元军攻破，接着元军顺江东下，于是军事形势大变。当时南宋的朝政掌控在权臣贾似道的手中，他只是沉湎于糜烂的生活，视军国大事如儿戏，这个小朝廷确是到了不亡何待的地步。一时降官如毛、降兵如潮。
但是，在这个国运衰颓的危急时刻，却仍有一大批志士仁人，他们不惜“慷慨轻身”，以“百炼丹心涅不缁”，“英雄未肯死前休”的气概，百折不挠，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做殊死的苦斗。在史册上有名者，如张世杰、陆秀夫、张珏、李芾、姜才、李庭芝、陈文龙等人，而最著名者，当然是状元宰相文天祥。
文天祥是吉州庐陵县人，出生于端平三年五月二日（公元１２３６年6月6日）。他在少年时代，就崇拜本地的名人欧阳修、杨邦乂和胡铨。后两人都是抗金的忠节之士。文天祥21岁参加科举考试，针对当时宋理宗的嗜欲怠政，他在御试策中反复强调了“自强不息”的道理，进行规谏，落笔万言，不起草稿，“一挥而成”，故一举中状元。此后，文天祥在担任朝廷和地方官职的时候，多次批评弊政，也不免受到一些打击报复。在官场蹭蹬、岁月蹉跎之中，感慨“少年成老大，吾道付逶迟。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却仍引用晋朝刘琨和祖逖闻鸡起舞的典故，表明自己的“剑心”。“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忧时鬓欲斑”。反映了他的一腔忧国忧民的情怀，一种安邦济世的壮心。
德佑元年〔公元1275年〕，文天祥时任江西安抚使等职。他的祖母刘氏去世，本应守孝，但迫于严峻的形势，只能变卖家产，带孝服从戎招募义士，赶赴南宋国都临安（今杭州）。他被派遣守卫平江府（今苏州），但因宋廷的部署失策，加之其他将领的怯战，他的一支部队虽然在常州英勇战斗，壮烈牺牲，竟无补于败局。宋廷又将他召回临安。
次年正月，元朝兵临城下，南宋的官员纷纷逃遁，文天祥临危受命，出任右丞相。听政的谢太后根本没有抗击的打算，只是命令文天祥率领若干要员，到元军中和谈。文天祥到敌军中，进行不屈不挠的抗辩，并且痛斥降元的官员。“单骑堂堂入虏营，古今祸福了如陈。北方相顾称男子”。“自分身为齑粉碎，虏中方作丈夫看”等诗句，就是他入元营的写照。元朝统帅伯颜很快发现，唯有文天祥是个伟丈夫，就乘机将他扣留。临安的南宋小朝廷没有了主心骨，只能成为一条无脊梁的狗。“太后传宣许降国”，“臣妾佥名谢道清”，“满朝朱紫尽降臣”。文天祥事后也“深悔一出之误”
文天祥被元军押解过了大江。他历尽艰险，终于逃脱，泛海南下温州。 “厄运一百日，危机九十遭。孤踪落虎口，薄命付鸿毛”。“不是谋归全赵璧，东南那个是男儿。”尽管临安失守，文天祥仍怀着救亡图存、再造乾坤的宏愿，来到作为年幼的宋端宗的行都福州。文天祥主张出兵温州，而与行朝的掌政者陈宜中、张世杰等异议，最后只能以都督的身份，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市）开设都督府，进驻汀州（今福建长汀），出兵江西。
不料文天祥到汀州之后，福州随即失陷，小朝廷浮海南逃广东。他只得于景炎二年（公元１２７７年）移屯漳州，又转入梅州（今广东梅县）。他仍然怀抱着复兴的壮志，部署经略江西，于5月进军江西赣州。6月3日，宋军在雩都县大捷，一时声威颇盛。但元军发动反攻，文天祥兵败。
祥兴元年（公元１２７８年），文天祥转战在广东一带。12月，元军发动奇袭，文天祥不幸在潮阳县五坡岭被执。他吞服脑子（一种海外进口的药物），企图自尽，却不死。他见到元将张弘范，“抗节不屈”。祥兴二年（公元１２７９年），张弘范押文天祥前往崖山（今广东新会县南），强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遂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崖山海战是南宋亡国前的最后一战，文天祥亲所目击，痛苦酷罚，无以胜堪”，“坐北舟中，向南恸哭”，写诗说，“正气扫地山河羞”，“惟有孤臣雨泪垂”。
文天祥被押往元朝的大都（今北京）。当年11月，见到元朝大臣，坚决不行跪礼，与他们反复辩论，说“国亡，我本当死，所以不死者”，“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今日文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元朝君臣大多不忍杀他，将他囚禁狱中，不断派遣各种人前来劝降，其中有被俘的南宋小皇帝，也有文天祥的亲弟文璧。文璧“将惠州城子归附”，元世祖说：“是孝顺我底。”但文天祥写诗说：“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表示了决绝的态度。
此后4个年度，文天祥在阴森的暗狱中度日。“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二年二大雨，地汗实成池”，“臭秽恨莫追，掩鼻不可近”，“嗟哉沮洳场，为我安乐国”，这些诗句就是他牢狱生活的写照。但是，文天祥本着“命有死时名不死，身无忧处道还忧”的痛心，创作许多诗歌，总结南宋亡国的教训，诋斥卖国的奸佞，歌颂战友们的以身许国，描述人民的苦难，抒发着一个爱国斗士的悲壮情怀。他无疑是南宋末期最重要的诗人。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当然是堪称千古绝唱的《正气歌》。他的诗歌是中国诗坛上一朵奇葩，光彩耀目，以诗言志，情文并茂。
文天祥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妻二妾二子六女。但他既然从事抗元，覆巢之下，不可能再有完卵，他的儿女．或是夭亡，或是给蒙古贵族做奴隶，两个妹夫也身殉国难。为坚持爱国正气，其家族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元世祖对文天祥十分器重，他曾问群臣：“南、北宰相孰贤？”群臣都说：“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元朝虽然统一南北，但国家治理不良，元世祖时已有不少弊政，他身后更甚。面对着不少叛乱和反抗，元世祖终于听从臣僚的劝告，认为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柙，仍然威胁着元朝的统治。文天祥最后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公元１２８３年１月９日）慷慨就义，时年47岁。文天祥的绝命词说：“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这表明他是儒家优秀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文天祥曾对元世祖的宠臣阿合马说；“南朝早用我为相，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的确，如果南宋早以文天祥取代贾似道，历史自然会改写。然而在专制政体下，官场沉浮和筛选规律往往是黄金下沉，粪土上浮。宋朝最崇尚文官政治，最优礼科举出身的土大夫，这与其他朝代，包括待士苛刻寡恩的明朝，形成鲜明对比。但既然存在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下的等级授职制，养士300年就不可能不是败政。等级授职制的官场是个贪墨的大染缸，大多数士大夫经历官场的染色，只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蠹虫，他们贪污腐化有种，横征暴敛有能，奉承拍马有才，结党营私有份，钩心斗角有术，文过饰非有方，妒贤嫉能有为。高官们平日似乎是高视阔步，旁若无人，一旦稍有风吹草动，便立即显露出萎靡卑琐的鼠辈本色。只有很少量的优秀士大夫，能够在大染缸里涅而不缁，却又难逃被排挤、被打击的噩运，而湮没在众多的凡夫俗子之下。北宋与南宋之交，面对全军凌厉攻势，当一大群高官手足无措之际，方得有两个屈沉下僚的文士李纲和宗泽临危脱颖而出，敢于以大气魄和大器识身膺救国重任，但宋廷从皇帝到群臣，却容不得两人施展抱负，而使他们沦为悲剧角色。文天祥则经历了比李纲和宗泽更为惨痛的命运。可悲的是他虽然脱颖而出，当了丞相，却几乎没有主持过大政。
文天祥在起兵抗元前，文天祥的家道无论如何是宽裕的。他在狱中一首回忆往日的《生日》诗描述说：“忆昔闲居日，端二逢始生。升堂拜亲寿，抠衣接宾荣。载酒出郊去，江花相送迎。诗歌和盈轴，铿戛金石声。”这当然决不是广大下层民众饥啼寒号的生活。用如今图实惠的世俗眼光看，他是将人生最美好的一切全部自行毁弃了，在某些人眼里，他岂不是一个标准的大傻瓜？退一步说，即使做个退隐不仕元的遗民，也尚可保全人生最美好的一切。但从史实上看，文天祥简直就没有设想过自己尚可有另外的苟活之道，而是满怀着“时穷节乃见”，“壮心欲填海，苦胆为忧天”的坚韧志向，承受着身与心的双重折磨，义无反顾地走向生命的尽头。唯其如此，中华的汗青上也方有一个民族英雄文天祥。我常想着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的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
“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近些年来，随着唯权势是崇，唯金钱是爱、唯实惠是捞的甚嚣尘上，史学界和屏幕上也出现一些怪现象。例如，有人写书撰文，曲意强辩，否认秦桧是奸细，转弯抹角，要为卖国贼宋高宗和秦桧翻案，卖国贼洪承畴和吴三桂竟成了某些史学作品和屏幕上的正面角色。还有人提出，不要在中小学历史书中称岳飞、文天祥等为民族英雄。歪理说三分不难，他们所鼓吹和崇尚的，无非是历史领域的虚无主义和实惠主义，宋高宗、秦桧之流所代表的投降哲学和腐恶传统；他们所要贬损和否定的，却正是中华民族的爱国正气和优秀传统。否定民族英雄，岂不是否定中华民族，否定我们的历史。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人口最多，但如果没有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林则徐、孙中山等许多民族英雄传承和发扬的爱国正气，我们的民族岂不成为一个断了脊梁骨的民族。
一些人动辄说要与国际接轨。如今欧洲要一体化，强调各民族大团结。但是，英国人照样隆重纪念特拉法加海战，纪念民族英雄纳尔逊；法国人对圣女贞德的纪念规格，则远远高于我们对岳飞、文天祥等人的纪念。难道不值得效法？
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多么崇高的历史伟人，我们要加强宣传，让文天祥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爱国浩然正气传之万代。正如他在《正气歌》中所说，“天地有正气”，“凛烈万古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