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法难"因何而发生呢？难道仅仅是因为国家的经济困难吗？

史学上一般将此次灭佛归咎于当时国家经济苦难，需要开辟新的财政来源，从而将矛头指向的富有且没有武装的寺庙。

因为在武宗的前数任皇帝里，各项政策的优待，使得寺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当宪宗死后，武宗继位，赋税收入日益减少，贫穷和饥荒使得整个国家惶惶不安，黎民百姓陷入绝望之中。一时之间各地匪盗层出不穷，匪盗对百姓的骚扰和掠夺使得大量的百姓携带着自己的财物向着安全的地方迁移。而一方面，佛门子弟本身拥有免除徭役的特权，因此大量劳动力为了躲避徭役而选择出家为僧，这就导致社会劳动力与佛教僧众的比例开始失衡。另一方面，寺院经济独立于社会的法律和户籍制度之外，拥有大量的土地，却不用缴纳赋税。所以武宗必须得打破这一困局。在《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记中云:

“文宗皇帝尝语宰相曰:`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尤困于佛’。帝念其本牢根大,不能果去之。武宗皇帝始即位,独奋怒日:`穷吾天下,佛也,。

也是对这种猜想的有力支持，同时武宗的灭佛运动也确实收获了很多的成效，例如把大批还俗僧尼、寺院奴蟀编入税户,把寺院钱物收归官府,铜铁佛像铸为钱币与农具等。在灭佛的过程中，唐武宗强迫25.6万名和尚、尼姑还俗，并且使其成为普通的纳税民众，同时取消佛寺内僧侣的免税特权，不仅仅如此，武宗还使15万民在寺院中服务的奴仆成为纳税的民众。

但后来武宗的所作所为似乎自相矛盾，就是唐武宗在灭佛的同时,对道教却极度崇信。而在道教上同样投入了大量金钱。灭佛疑似宗教之争

武宗本人在继位以前对待佛道的态度就有较大不同，对待佛教并无兴趣，对待道教则痴迷更深。

日本僧人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曾讲到“今上偏信道教，憎妒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帝在落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篆道场。

可以看出唐武宗对待佛道两教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而唐武宗他召道士八十一人在禁中,举行长达一百多夭的盛大道场;使神策军三千军健连续五个月筑造宏伟壮丽的仙台咨厚赐金仙观,兴唐观等道观,下令修造金仙楼及兴唐观中铜像,下令在各地求取桃毛,龟毛、兔角之类的所谓仙药。从耗费民脂民膏这方面来看，道佛二教又有何区别呢？所以经济原因可能只是唐武宗灭佛的一个因素，而宗教之争却在背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旧唐书·武宗纪》中的这段记载:“武宗志学神仙,师道士赵归真。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蠢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

便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史料支持。

皇室之争，灭佛背后有着皇室正统之争。

这个观点是在于辅仁先生的一篇文中见到的，初见不以为意，后觉惊为天人。所以今天在这里分享出来。

唐武宗840年继位，在位六年，32岁时因服用丹药而亡，在他死后，宣宗继位，宣宗是武宗的叔叔。在武宗继位之时，宣宗表现的才能以及身份，使得武宗对其十分忌惮，数次想致宣宗于死地，但是因为一些人的帮助宣宗幸运的逃出了皇宫，并进入了一个寺院削发为僧，并使得武宗误以为宣宗已死。而后来武宗继位得知宣宗并没有死去，而是躲在了寺庙当中。于是便开始了灭佛运动。会昌二年、三年、武宗屡次下令对寺院僧尼加以勘问盘查,特别是严查沙弥、俗客、保外僧,后来又对寺院实行戒严式的管制。

同时这也很好地解释了灭佛行动之中的暴行，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仅仅在会昌三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藏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死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都成了死罪。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而恐俱与仇恨的来源,恐怕正是武宗与宣宗之间势不两立的权力斗争。

而到武宗死后，宣宗继位，随即大兴佛教，而按理来说前任皇帝刚刚大肆灭佛，宣宗不顾众大臣阻拦，恐怕也有报恩佛寺之意。

灭佛的影响

佛教在灭佛事件中广泛的吸取经验教训，日益走下“神坛”，在民众之中生根发芽，同时努力的修正教义制度，使佛教更适合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上发展。 唐武宗灭佛”之后，佛教不仅注重统治者的扶持，还逐渐走向平民大众，与本土文化主动交汇，最终成功融入到传统文化中，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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