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之后_宋神宗朝名臣

只要提起宋神宗，自然想到王安石变法，而宋神宗这个名字，长期以来却被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光环覆盖了。以至于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十分模糊，只能留下“励精图治”、“支持改革”、“软弱退缩”等寥寥数词。但是，当我们透过王安石变法的光环，仔细去审视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这次变法的真正主导者，是宋神宗而不是王安石。而变法本身也绝非只是变法者宣称的“富国强兵”、“治国理财”等，在光鲜时髦的口号下，是宋神宗要用政治手腕彻底改变宋初创立的，特别是以仁宗朝为典型标准的政治体制。

我们先从仁宗朝的政治体制说起：宋朝立国到神宗变法之前的核心政治思路，即“立纲纪”与“召和气”，依靠制度的设置，对权力进行制衡和监督，同时精心维护一种和睦融洽的士风和政风。两者相互配合，呈现出新的政治面貌，即“非有良将以御之”“非有能吏以钩考”却能做到“寇攘者辄得”“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的原因。

在这个体制里，皇帝和宰相集团分享最高决策权和行政权，任何一方都无法摆脱另一方单独做出决断和推行政策。同时，政策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受到监察部门的监督和制衡，监察部门可以提出异议，干涉执行过程。这一架构的形成，直接杜绝了皇帝自以为是躬亲万事而可能出现的失误和偏颇。中央而下的地方机构，采用分离制设置，同一政区内设置相互平行的机构，形成独立的行政管道与相互的监督制衡。而多重相互制衡和监督，一改传统的将不犯错误的责任从依赖个人能力转而变为依靠制度监督。同时，宽和的政风，“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规则，也培养了知识分子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各抒己见的昂扬士风。这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体制，被学者称为“皇帝时代最进步的体制”。

在这个体制下，仁宗皇帝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并非万事无主张，只听凭执政大臣处理，是他“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自觉接受各种权力制衡和监督。

显而易见在这个体制下，皇权受到了很大的束缚，皇帝没有了万事决断的无上权力，也就没有他们表现其“明”，其“能”的舞台。而宋神宗却是一位冀望“大有为”，平辽灭夏，恢复“汉唐雄风”的“有志青年”。有一个小故事可以清楚的表现他的心思。他想诛杀一名大臣，被宰相以祖宗法度顶了回来，他又想改为从重惩处，又被大臣顶了回来，他只好当堂感叹“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而宰执大臣却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神宗清楚的认识到，要想做“快意事”，必须抛开一切制衡和监督，获得乾纲独断的无上皇权。而要获得这样的皇权，等于是要摧毁宋朝建国以来形成的政治架构。

我们不能不惊异于神宗本人出色的权谋手腕。他所有的行动，在开始之初总是响应着当时最具呼声的“公意”。继位之初整个士大夫阶层中都充斥着改革变法的呼声时，神宗因势利导开始了变法。而主导变法的人选，却选择的是争议最大，动作最大的王安石。当争论还集中在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上时，神宗已经不声不响的在台面下对原有体制进行解构。以变法为名义，在宰相王安石的“配合”下，宋神宗一次次在程序上绕过原来无法绕过的制衡措施，直至形成架空。最后，当决策和行政大权集中在神宗自己和王安石手上的时候，再借势逼王安石罢相，从而顺理成章的接收了所有最高决策和行政权力。同时，借助当时士大夫对官职体系“紊乱”的批评和对汉唐制度的憧憬向往，趁热打铁策划了“元丰改制”，在恢复唐朝规整的三省六部制的名义之下，彻底在制度上摧毁了仁宗时代定型的宰相对皇帝最高决策和行政权的分享和制衡，将宰相机构变成君权完全的下属，从而在制度上将他从王安石手中接过的权力固定化。从此，宋神宗真正实现了乾纲独断。

罢官的王安石得到元丰改制消息，第一时间发出了惊叹：“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一大事却不曾商量”，一声叹息过后，他才明白神宗真正的目的和手段。

随着神宗的亲手操作，在“变法”的大旗之下，士大夫阶层被撕裂成对立的两派，有研究者指出：“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并非变法初期原有士大夫阶层的分裂（原来坚持变法的只有少数几个人），而是宋神宗通过近二十年的变法，培养了一个变法派官员集团，即新党官员。新党集团与新法共存亡，没有新法就没有新党官员的官位。”在扶植起新党集团的同时，宋神宗对于反对新法的政治反对派进行打击，虽然限于祖宗之法的束缚，宋神宗的打击尚不算残酷，但产生的示范效应却是明显的：顺从皇帝心意的，可以登上高位手握大权；反对皇帝意愿的，终将受到打压，士大夫阶层终于被撕裂了。皇权借助以政见划分阵营的两派，摆脱了监督和束缚，反过来通过威逼利诱，最终将之收服为权力附庸。

宋神宗成功了，元丰改制之后，宰相机构已经成为皇权脚下唯唯诺诺的奉行者，只有残留的自尊还在维持士大夫可怜的底线；台谏不仅对皇权噤口不言，反而变成皇权的权力打手；士大夫阶层按照政治立场分派的趋向日渐明显，而无论哪一派都将求助于皇权的垂青，试图将对立的另一派打倒。

宋神宗借助变法，彻底改变了宋朝的政治面貌，他可以不受干扰的按照自己的意愿和思路，去实现冀望已久的远大理想。

但是，意愿和现实之间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神宗晚年一手指挥的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都在他的遥控指挥下惨败而回。这已经预示了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皇帝决策错了怎么办？将政权的希望寄托在代代出“明君”上，只能加速崩溃的悲剧。

尽管宋神宗执政时间不算短，但毕竟在他还没做出更大折腾之前就去世了。而反复的党争、皇权的折腾，却打击了政权最后的精神，摧折了整个社会的元气，政权上下有的是只知媚权没有操守的官员。终于，在宋神宗荒淫昏庸出名的艺术家儿子宋徽宗手中，这套集权体制发挥了最大的效果，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财力、人力、物力的大宋王朝，在新兴金朝的打击下猝然崩溃。这个崩溃来自王朝的内部，而打开灭亡之路的，正是“励精图治”意欲“大有作为”的宋神宗。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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