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源远流长的皇室收藏来说，它不仅是一笔“宜子孙”的宝贵财富，也不只是供皇帝个人赏玩的珍稀艺术品，更重要的是这些藏品所具有的政治与文化的象征意义。中国历代宫廷都有收藏文物的传统，清代此风尤盛，特别是乾隆时期，闳富的宫廷收藏达到封建时代的顶峰，成为中华历史文化的实物见证与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在清宫收藏中，“三希堂”与“四美具”有着标志性的意义。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原放在乾清宫，王献之的《中秋帖》则置于御书房，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得到王珣的《伯远帖》后，遂在养心殿辟专室存放这3件晋人名迹，并名之为“三希堂” 。他为此写有《三希堂记》 ，认为这3件书迹不仅是中国书法的稀世之珍，而且是分别经过宋、金、元诸代的皇室收藏的内府秘笈，三帖的重聚因此就有着非凡的意义：“今其墨迹经数千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虽丰城之剑、合浦之珠无以逾此。子墨有灵，能不畅然蹈抃而愉快也。 ”
“四美具”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所谓“四美” ，即晋顾恺之《女史箴图》和传为宋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 《蜀川胜概图》 《九歌图》 。这4件画作，明代为上海人顾从义所收藏，他能书善画、好古精鉴，嘉靖年间以善画选直文华殿，后授中书舍人。这4件国之瑰宝，在明代即被董其昌称为“四名卷” ，并对此4件巨迹散佚后自己只能得其一而感慨不已。乾隆年间，这4件名品相继进入清宫，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夏，“四美”重新团聚。
王羲之的名迹《快雪时晴帖》
王献之的《中秋帖》
王珣的《伯远帖》
晋顾恺之《女史箴图》
李公麟的《潇湘卧游图》
《蜀川胜概图》
《九歌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