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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南宋的_宋史 苏轼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7-20 04:5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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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永

从青年苏辙的遭遇看北宋王朝的政治文明

苏辙(1039 -1112),字子由,晚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是著名文学家苏轼的弟弟。嘉佑二年(1057),苏轼、苏辙兄弟考中进士。苏辙殿试登进士甲科第五名,而苏轼名列进士乙科,名次远落后于苏辙。在兄弟二人以后的官宦生涯中,苏辙更是位至宰相,政治地位比苏轼显赫得多。

北宋王朝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广纳人才,大开言路 ,优待士大夫,与他们共治、共享天下,政治上一度出现了政通人和、太平清明的中兴景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使得苏轼、苏辙兄弟这样来自偏远地区的青年才俊能够脱颖而出,发挥聪明才智,锻炼成长,成为国家的栋梁。

从青年苏辙的遭遇看北宋王朝的政治文明

(一)“干谒”宰相韩琦

当年,进士礼部会试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欧阳修,副考官是著名诗人梅圣俞,他们正在锐意发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苏轼、苏辙兄弟清新洒脱的文风,深得他们的赞赏,故将他们同列进士高等。

苏辙及第后,给当时的宰相枢密使韩琦写了一封信《上枢密韩太尉书》。这是一篇干谒文,“干谒”意指对人有所求而请见,类似于现代的自荐信。文章表达了对韩琦的仰慕之情及拜见之意,同时,苏辙简单介绍了自己求学为文的经历,明确提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对自己的文学主张进行阐述,这就是著名的苏辙“文气说”。苏辙写信虽为干谒,但行文中并没有流露出攀高枝、求高官的意思,态度不卑不亢,文辞恳切,引经据典,才华横溢。

十九岁的苏辙给贵为宰辅之尊的韩大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韩琦也被这位青年人的卓越文采折服,大为欣赏。“自古英雄出少年”,苏辙就是最好的典范。毕竟苏辙当时只有十九岁,但他的“文气说”主张却新颖独特,别开生面,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撑,其远见卓识,令人惊叹!

“三苏”父子以文章名于当世,是他们成功的基石。然而他们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同样不能忽视,那就是官场人脉。父亲苏洵在名落孙山之后,痛定思痛,意识到官场人脉的重要。真所谓“哪管你才高八斗,就怕朱衣不点头”。科举考试不被考官看中,就是才高八斗也属枉然。李白早就感叹:“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芸芸众生中能够被人欣赏、提拔实在是太难得了。仅仅依靠等待,守株待兔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苏洵鼓励两个儿子积极进取,敢于主动去结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这也难怪苏辙小小年纪就敢斗胆给当朝枢密使大人韩琦写信干谒了。

从青年苏辙的遭遇看北宋王朝的政治文明

(二)策论直言批评宋仁宗

嘉祐二年(1057)四月,苏轼、苏辙母亲程氏去世,苏洵父子不得不回到蜀地奔丧。这一去就是三年时间,他们回到京城汴梁已是嘉佑五年(1060)二月。经吏部“铨选”,苏轼授河南府福昌县(河南宜阳)主簿,苏辙授渑池县(河南渑池)主薄。未及赴任,仁宗皇帝下诏制举,苏轼、苏辙兄弟于是留京应考。

“制举”是皇帝为选拔人才举行的特殊考试,是一种最高规格的考试,要求极为严格。参加制科考试的人员不但需要学识渊博,而且必须由朝中大臣推荐,然后由六名考官先行考核,及格者才能参加最后由皇帝亲自出题的考核。嘉祐六年(1061)八月,经欧阳修、杨畋推荐,苏轼和苏辙参加了制举考试。据记载,当时参加制科考试的只有四人,为什么人数这么少?据苏轼的学生李廌《师友谈记》载:“是时同召试者甚多。相国韩魏公(韩琦)语客曰:‘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试,何也?’此语既传,于是不试而去者,十盖八九矣。”由此可见,苏轼、苏辙兄弟影响力之巨大。

而相国韩琦对青年苏辙尤为关心器重。据说开科之前,苏辙偏偏生了病。韩琦上奏皇帝:“今年招考的学子,惟有苏轼、苏辙兄弟二人声望最高,而今苏辙病倒了,不能按时参加考试,必有孚众望,是否延期举行?”皇上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一直等到苏辙痊愈之后,才开科,考试推迟了二十天。后来以此为例,秋闱遂定在了九月。

试前,苏轼、苏辙按照规定,分别上了二十五篇《进策》、二十五篇《进论》,各自阐述了治国理政的纲领。八月二十五日,仁宗在御政殿试,所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策问。“贤良方正”是说文学出众,道德端正,“能言极谏”是指善于策论,勇于给皇帝提意见。苏辙作《御试制科策》,这一次,他似乎是吃了豹子胆,文章矛头竟然直指年老尊贵的仁宗皇帝。也许真的是少年得志,趾高气扬,天不怕地不怕,苏辙把父亲苏洵平时好为惊人之语的文章技巧充分发挥,从而闯下大祸,其激烈尖锐,令人咂舌!

苏辙在策论中指责仁宗怠于政事,甚至说仁宗“惑于虚名而未知为政之纲”。他说,仁宗在庆历新政时,劝农桑,兴学校,天下以为三代之风可以渐复,结果半途而废,未见实效。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臣观陛下之意,不过欲使史官书之,以邀美名于后世耳,故臣以为此陛下惑于虚名也。”治国当择吏,皇帝当择宰相,宰相当择职司,“今乃不择贤否而任之,至于有事则更命使者,故臣以为陛下未知为政之纲也。”像这样指斥仁宗,顺带把为政的官员批评一通,真可谓咄咄逼人,不计后果。

苏辙此时毫无从政经历,他的这些批评完全是书生之见。更为犀利的是,苏辙直接批评仁宗的私生活,指责仁宗沉溺声色。他一连列举历史上六个昏君(夏太康、商祖甲、周穆王、汉成帝、唐穆宗、唐恭宗),要求仁宗引以为戒,并说:“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他认为,仁宗所为与这些昏君相似:“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这样大胆的言论实在让仁宗颜面扫地。仁宗当时已经五十多岁,并非什么荒淫无道的君主,苏辙道听途说,未免夸大其词。

苏辙还指责仁宗朝“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官吏之俸”、“士卒之廪”、“夷狄之赂”以及“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都要由百姓承担,因此“凡今百姓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苏辙的批评虽然有些过火,但他直指当时国家冗官、冗兵、赋税沉重、对外屈膝等时弊,其忧国忧民、忠君报国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坦坦荡荡,正气凛然。

从青年苏辙的遭遇看北宋王朝的政治文明

(三)过激言行产生的严重后果

苏辙无所顾忌的批评立马在朝廷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主考官司马光在苏辙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他认为苏辙在应试者中表现出的忠君报国之心,可喜可嘉,拟如其兄苏轼评为三等;考官胡宿认为,苏辙试卷答非所问,又引历代昏君来比拟盛世英主仁宗,应该不予录取。更多的大臣认为苏辙狂妄自大,一致主张罢黜。幸运的是,仁宗皇帝不愧为仁厚之君,豁达大度,一锤定音:“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苏辙《遗老斋记》)他欣赏苏辙的文章胆识,对苏轼、苏辙兄弟赞赏有加,还兴奋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苏轼传》)于是苏辙最终得入第四等次。

苏轼在制科考试中相对中规中矩,文辞婉转,表现卓越,入三等次。宋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两人(《宋史·苏轼传》)。这是破天荒的大事,苏轼美名更是如日中天。当年苏轼二十六岁,苏辙二十三岁。考试结果,苏轼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作为京官被派往基层锻炼培养。

苏辙为试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陕西商县)军事推官。然而,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一直不肯撰写任命书。于是朝廷不得不改命沈遘起草制词。多年之后,有人分析,说王安石是因为苏洵曾经写作《辨奸论》讽刺他,言辞激烈,从而导致王安石迁怒苏辙。这一说法并不成立。因为王安石为苏轼撰写了制词,而且颇为赞许欣赏。总之,苏辙才入仕途,就栽了个跟斗。直到嘉祐七年(1062)秋,苏辙才得到朝廷任命。

事实证明,苏辙终究为自己过激的言行付出惨痛代价。《御试制科策》对苏辙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当时饱受舆论煎熬,担惊受怕,事后还被迫辞官,而且导致这位青年才俊多年一直仕途不顺。他晚年深有感慨地说:“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自谓必以此获罪,而有司果以为不逊……自是流落,凡二十余年。”(苏辙《遗老斋记》)

苏辙对自己被任命为商州军事推官,深感失望。一气之下,他以父亲在京修《礼书》,兄长出仕凤翔,傍无侍子为由,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而朝廷竟然答应了他的请求。在凤翔任职的苏轼得知弟弟辞官决定,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劝慰苏辙,不同意他辞官的轻率决定。苏辙和诗《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为自己辩解,他在诗中说:“怪我辞官免入商,才疏深畏忝周行。……闭门已学龟头缩,避谤仍兼雉尾藏。”虽然自己已经“学龟头缩”,“兼雉尾藏”,但是留京侍父只是借口,他的内心仍然孤傲,坚持己见,不肯低头。辞官无非是“避谤”,懒得听那些冷嘲热讽、蜚短流长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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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参与“王安石变法”

英宗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结束在凤翔的任职,还朝判登闻鼓院,又试秘阁再入三等,得直史馆。于是,苏辙留京养亲的理由不再成立,他向朝廷乞官外任。苏辙被朝廷任命为大名府(河北大名)推官,不久出任管勾大名府路安抚总管司机宜文字。哥哥苏轼可谓平步青云,弟弟苏辙却在边远之地,担任小小的幕僚,从事繁琐的文字伏案工作。治平三年(1066)四月,苏洵在京师逝世,苏轼、苏辙兄弟护送父亲灵柩返回家乡,葬父于彭山县安镇乡可龙里。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苏轼、苏辙兄弟服丧期结束后,返回京师。此时,朝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神宗皇帝励精图治,起用王安石,推行新法,这就是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变法之初,诸法未备,神宗诏求直言。苏辙见年轻的神宗大有作为,不禁欢欣鼓舞,他奋笔疾书,一道《上皇帝书》,洋洋洒洒近万言。他在上书中查找导致国家危机的原因,“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要解决危机,就必须任用贤能,大胆改革。“君臣同心,上下协力,磨之以岁月,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苏辙慷慨陈词,虽然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但毕竟属于越次言事,内心诚惶诚恐,不知这道奏折上去,会不会又给自己带来什么麻烦?哪知神宗看完苏辙上书,大为欣赏。即日破格在延和殿召见苏辙,听取他关于改革丰财的意见,并任命苏辙为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

制置三司条例司是“王安石变法”组建成立的一个临时性机构,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三司条例司任用吕惠卿、曾布、苏辙等官阶低微的年轻人,参与草拟新法。每有新法出台颁布,王安石都组织他们商谈,征求他们的意见。苏辙在《龙川略志·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对“青苗法”的产生过程作了详细记述。

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草案让苏辙仔细研究,苏辙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法看似惠民,实则伤民,倒不如采用汉以来各代推行的常平法,让富户商贾不能哄抬粮价,贫户也能得到切实的利益。王安石说:你的话有道理,我当从长计议再实行。他知道苏辙的“愤青”脾气,特别告诫苏辙“此后有异论,幸相告,勿相外也。”过了一个月时间,王安石都不再谈论青苗法。但后来王安石见青苗法在个别地方试行卓有成效,他就决定立刻颁布实施青苗法。

此时的苏辙因王安石没有采纳自己的建议,热血再次暴涨,他直接上书神宗《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表示反对。王安石大为恼怒,将加罪于苏辙,因副相陈升之的反对才作罢。苏辙一不做二不休,上书《条例司乞外任奏状》,请求离开条例司外任,“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苏辙时年三十岁,仍然年轻气盛。所谓“前车之鉴后车之覆”, 苏辙并没从自己最初因直言而遭受挫折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这一次又重蹈覆辙。其实,他身处变法大本营,只要稍加留意,依附顺从王安石,仕途青云直上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同事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后来都步步高升,贵为宰相。当然,苏辙二十多年后也担任了宰相,不过这升迁的道路也未免太曲折了。

从青年苏辙的遭遇看北宋王朝的政治文明

(五) 锐意进取的青年蜕变为保守派

神宗皇帝看完苏辙言辞激烈的奏章,感觉疑惑不解,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安石曰:“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帝曰:“如此,则宜合时事,何以反为异论!”(《续资治通鉴》)显然,神宗是支持王安石的。而王安石说苏轼兄弟“飞钳捭阖”即好出风头,邀功进赏的意思。

这就完全曲解了苏辙的赤胆忠心。苏辙看见一项危及老百姓利益的政策即将出台时,就奋不顾身,为民请命,其精神是非常令人敬佩的。幸好神宗并未同意王安石加罪苏辙的建议,准予苏辙离开三司条例司。秋末,苏辙在三司条例司呆了短短五个月时间就被迫离开,出任河南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春,张方平知陈州(河南淮阳),聘任苏辙为州学教授。

这是苏辙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一个锐意进取,勇于改革的优秀青年,转眼间就被时代抛弃,划入到反对变法阵营,甚至成为旧党的中坚力量。这到底是苏辙个人的无奈选择,还是是“王安石变法”,乃至整个大宋王朝的悲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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