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在《诗品》中评价阮籍诗“颇多感慨之词”。《咏怀》诗开了政治抒情组诗的先河。政治抒情诗屈原已有过出色的尝试，阮籍的组诗创造则是新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文学自觉的反映。相对完整丰富的作品，既是作者心灵的全息照应，也是现实的影射，从而具有更深厚的意义。
阮籍“本有济世志”，无奈在时代的黑暗浪潮下转向了看似消极通脱的自我放纵，作品中充斥着的始终是朦胧却尖锐的痛苦。然而远有西汉，近有建安，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对理想政治的憧憬，甚至追求长生等心理，都迢遥地对此时的文人心理产生影响。他们一面怀念哀悼理想的破碎，一面顽强地反抗斗争，在作品中悲鸣不平。
“风骨”一词自建安时期始，在其之前之后，这种伟大的气质品格从未断绝。阮籍在酣饮旷达中从未真正彻底地自我放逐，悲哀、凄厉、决绝的风貌下有着不屈的底色。他的逃避看似消极，却内含着顽强的张力。从空洞凄切的眼里依旧透着未涣散的光亮，幽幽的长声叹息里依旧是不甘不平的情绪。
“正始”体在《沧浪诗话》中的注解为“魏年号，嵇、阮诸公之诗”。阮籍以包含着尖锐悲哀和深刻思考的作品，成为代表一时文学的大家。其作品显示着正始时期“词旨遥深”的独特风貌，以独特的悲哀美感动人。正始时期，建安那种健朗清隽的气质已经难以维持，理想幻灭与遭难之忧，已经消磨了文人的积极进取的心理，转向了幽微的思考和保守消极的抵抗。然而这种转变仍处于初期阶段，社会动荡似乎也没有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于是文学上也显示出一种过渡交界的风格。再向后发展时，文人们好像已经看惯也忍受惯了这样的现实，反而平静从容起来，像陶潜一样真正隐逸避世不出。理想信念将死未死、将绝未绝的时候，阮籍们只能一面收起尖利的刀笔，一面忿忿不平地写闪烁的文字。这些作品以深厚的悲哀美一直给人以思考和感受，从而成为过渡时期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