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萧何、韩信三人是被刘邦亲口承认的兴汉三杰，对汉王朝的建立皆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此三人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太史公在写这三人的时候，总感觉有些耐人寻味的。这三人也可谓是刘邦集团中极具代表性的三类人，来处具有代表性，归处亦十分典型。
萧何，秦时旧吏，自沛县时便跟随刘邦，典型的丰沛集团中人，而丰沛集团可以说是刘邦集团的核心所在；张良，先韩旧贵族，祖上相韩五代，在复韩无望后正式加入刘邦集团；韩信，布衣出生，楚项旧部，因不得重用而弃楚奔汉。这是刘邦集团成员三种出身与奔汉途径的代表性。同样，这三人的结局也是很具典型性的，刘邦集团成员的组中走向也不外乎三种：保全名位如萧何；功成身退如张良；在一类便如韩信，与刘邦矛盾渐生且走向分裂不得善终。
一
太史公写留候，先写的便是其出身之显赫，以及秦灭韩时，张良年少，未宦事韩，他隐忍多年，才得以有机会于博浪沙刺秦。后良亡于下邳而遇黄石公，得《太公兵法》且常习诵读之。在下邳期间，他还帮助了一位名叫项伯的杀人犯。
关于黄石公的描写是否太玄乎了？从容在圯上走走便能遇到一位高人，并且高人还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巧了，后来，张良还真在谷城山下见到了一块黄石。不禁疑问，真的有黄石公这个人吗？这样的说法是否太传说化了？《史记》是太史公呕心沥血之作，里边设计的神话也是经严密考证的。根据后文，大致可以推算出，张良遇见黄石公是在公元前219年左右，当时的始皇帝正巡游求仙、刻碑记功，要说真没一两个奇人、方士也不见得。我私以为，黄石公其人或许存在，且对张良有过重大影响，但却并非文中所写那般神奇。关于黄石公是否存在一问便两说了，而仅在《史记》中就能发现很多近代人物将自身与神神鬼鬼相连，多半是带着目的性的，比如楚人陈涉的“大楚兴，陈涉王”是为了反秦起事，高祖刘邦斩白蛇的神话则多半是为了政治宣传，那留候是为了什么？可能也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吧。而太史公也称“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
秦末战事迭出，那时的张良四十左右的年纪，差不多是到了不惑的时候，且其历经十年的积淀，不论是性格或是心态，都成熟稳重了许多。而关于兴复韩国一事，我私以为，在前期这是张良一直想要实现的政治理想，后来就变成了他一生求不得的梦。
对于这段历史的叙述，我私以为，首先，张良不是贪生之人，不然他便不会携力士狙击始皇帝；其次，青年时期的张良并不是像他后期所表现出的超脱尘世、淡泊名利，青年张良其实是有些激进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能是愤青；再者，从张良遇见黄石公至陈涉起事这十年间张良做了什么太史公未曾多言，但大致可以知道，他所做之事多半是为了复韩；最后，张良的头脑其实是很清晰的，他懂得如何洞察天下大势并顺势而为。
本命张子房
本命张子房
二
随着秦末战争的持续，以张良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应当是可以发现，时代在不与诸侯割据的春秋战国相似了，天下大势在一统。是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复韩，或是顺势加入“殆天授”的刘邦集团，在击溃灭韩的秦国的同时实现个人的政治价值，张良还是有些举棋不定的。
以客卿身份加入刘邦集团，此时，张良同刘邦应该还处在合作阶段。一来，刘邦是对秦抵抗最为激烈的楚人，且其人对于张良的才能十分赏识，并知人善用；二来，因楚人张良本身便有与楚人合作灭秦的打算，他曾救过项伯、打算投奔楚国贵族景驹，只是楚国贵族大致并未采纳他的意见。
直至灭秦之后，韩王成为项羽所杀，张良在复韩无望后，终于正式加入了刘邦集团。
至于汉三年，郦食其言要恢复六国与项羽抗衡。而张良的反对一是其对时势看得清楚；二则张良毕竟不是刘邦最为信任的丰沛集团的人，半途加入者且曾一心复韩，刘邦哪怕对其十分信任但终究会有所保留，张良若要得到刘邦更多的信任便当反对，此为于私，且复韩本是逆势而为，张良又已成为刘邦的下臣，于公也当反对。
而在汉六年大封功臣时，刘邦本想将“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张子房封于齐。这不免有让张良牵制韩信之意。张良不愿卷入帝王与朝臣之间的斗争，因而向刘邦打出了感情牌，言“始臣起下郑，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张良是不可否认的功臣，又如此感念与刘邦的相遇，刘邦自然也不能再多说什么。因而，张良得以在汉初的政治中颇显得进退自如。
张良于汉室王朝，还有一事起了关键性作用，便是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改立戚夫人之子刘如意为储君之际。此时，张良因多病已经闭门不出、不食五谷、行道引之术一年多了，张良或有不想卷入政治漩涡中之意。吕后若要自保并要破局，如何破局，则有人向她推荐了“善画计策”的张良。建成侯吕泽劫留侯，曰：“君常为上谋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数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余人何益。”吕泽强要曰：“为我画计。”如此简单且强硬的胁迫，张良扭捏一番也就答应了，并向吕后推荐了商山四皓，而正如太史公言“竟不易太子者，留候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至于张良为什么会为吕后画计，我个人猜测，吕后与张良之间达成了某种政治交易。
汉十二年，刘邦宣布：“秦始皇帝、楚隐王、陈涉、魏安釐王、齐湣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予守冢各十家，秦皇帝二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独未为韩王置守冢，这或许与张良为吕后画计有一定的关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私以为，张良其人是有些现实功利主义的，但他同吕后可能达成的某种政治共识也不一定是为了名利。
三
私以为，名与利于张良而言，是其早已尝过的果实。早年博浪沙一击，张良名震天下；更早之际，家中亦是显赫富贵。见惯了名利之人，有对时情局势有着超脱的见解、清晰地认识，自然人前的虚名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则可以说是张良人生的另一大特色。一来，他或许因体弱多病，欲学道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二则，他或许不愿牵扯朝堂纷争而陷入政治泥淖，同时或许基于对飞尽弓藏、兔死狗烹、敌灭臣亡的认识，他借此而达到明哲保身的目的。
留候张良一生“进而积极入世，建立功业；退而修身养性，独善其身”外在表现，以及其内在所求与谋划，皆可看出其睿智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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