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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伶官传序是一篇著名的散文赋_根据五代史伶官传序最后一段写一篇议论文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12-30 08: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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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公元1054年)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白话文:

啊!国家的兴盛与衰败的道理,虽说是天意,难道不是人为的缘故吗?探究庄宗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人传言晋王李克用临死时,曾把三支箭交给庄宗,并对他说:“梁是我的仇人,燕王是我扶持的,契丹与我结为兄弟,但都背叛了我而归附于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给你三支箭,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心愿。”庄宗收下箭藏在宗庙里,此后打仗时,就派官员以少牢之礼祭祀于宗庙,恭敬地取出箭,放入锦锻织的袋子里,背着它冲杀在前,等打了胜仗,又把箭放回宗庙。

当庄宗用绳子捆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放着梁王君臣的头颅,进宗庙,把箭交还先王,禀告报仇成功的消息的时候,他意气之盛,可以说是豪壮啊!等仇敌已灭,天下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叛乱的人四方响应,庄宗慌张东逃,还没等见到敌人,官兵们就离散了,只剩下君臣互相瞧着,不知投奔哪里是好,以至于剪断头发,对天发誓,眼泪沾湿了衣裳,这又是多么衰败啊!难道真是得天下难而失天下易吗!还是推究他成功或失败的原因,都在于人为的缘故呢?

《尚书》说:“自满招致损失,谦虚得到好处。”忧患与勤劳可以使国家兴盛,贪图安逸享乐可丧失性命,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所以当庄宗气势旺盛时,天下所有豪杰无人能同他对抗,等到衰败时,几十个伶人就可使他命丧国亡,为天下人所耻笑。可见祸患常常是由微小的事情积累而成的,聪明勇敢的人反而常被所溺爱的人或事困扰,难道仅仅是伶人的事吗?于是作《伶官传》。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五代史伶官传序》作者介绍

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景德四年)8月1日,卒于公元1072年(熙宁五年)9月22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北宋伟大的政治家、文学家,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

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父亲去世。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

欧阳修十岁时,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和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

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新娘胥氏。当时他的上司为吴越忠懿王钱俶之子、西京留守钱惟演。

这些青年才俊们,在吃喝玩乐之余,也会吟诗作赋。当时文坛上流行骈文,文风华丽,但是免不了说大话、套话,欧阳修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文章去参加科举考试的。终于可以毫无压力地创作了,他们当然不满足于那样死板的文风,而是凭借自己丰富的学识,以效法先秦两汉的古人为手段,力图打破当时陈腐的文风,推行“古文”。

在钱惟演的支持下,欧阳修等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琢磨古文创作,后来古文的创作在宋代繁盛一时,留下了无数千古名篇。钱惟演“富养”这几个小文人,真可谓是功在千秋。

后来,钱惟演政治失意,被迫离开了洛阳。欧阳修等人为钱惟演送行,双方都流下了惜别的泪水。

在洛阳的奢华生活,不仅奠定了欧阳修一生的文学基础,更成为了欧阳修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28岁的欧阳修回京做了馆阁校勘,参与编修《崇文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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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弊病开始显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景祐三年,与欧阳修交往颇深的范仲淹着手呼吁改革,他把社会问题归咎为腐败,而欧阳修看得更深刻,认为冗官冗员才是根本问题。最终,范仲淹的改革冒犯了既得利益者,受到了打击,被贬饶州。欧阳修作为范仲淹一派也受牵连,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成为革新派干将,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但在守旧派的阻挠下,新政又遭失败。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州)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在滁州,欧阳修写下了不朽名篇《醉翁亭记》,古文艺术达到成熟。

欧阳修喜好酒,他的诗文中亦有不少关于酒的描写。晚年的欧阳修,自称有藏书一万卷,琴一张,棋一盘,酒一壶,陶醉其间,怡然自乐。可见欧阳修很爱饮酒。

后来,欧阳修又做了颍州(今安徽阜阳)太守。在颍州,他照样寄情诗酒,自认为过得比在洛阳丝毫不差。后来要告别颍州时,他怕送别的吏民伤心过度,写诗安慰他们,仍是不改诗人酒徒的乐天本性。

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回朝,欧阳修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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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八月,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命令刚刚下达,仁宗皇帝就后悔了,等欧阳修上朝辞行的时候,皇帝亲口挽留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就这样,欧阳修做了翰林学士,开始修撰史书。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作为一位史官,欧阳修把通达的文笔用于修史,格外得心应手。他主持了《新唐书》的修撰,而实际参与写作的还有很多人。为了防止体例不一,欧阳修负责统筹全稿。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二月,已届知天命之年的欧阳修做了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欧阳修以其卓越的识人之明,为北宋朝廷及整个文学史做了一份突出的贡献。

苏轼考中进士后,给欧阳修写了一封感谢信。欧阳修称赞苏轼文章写得好,说读着他的信,“不觉汗出”,感觉自己也该避让这后生三分。他对苏轼奖掖有加,苏轼也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许,最终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文化巨人。欧阳修晚年,还经常拿出自己年轻时写的文章来修改。夫人心疼地规劝道:“这么大岁数了,还费这个心。难道还是小孩子,怕先生骂你吗?”欧阳修笑道:“不怕先生骂,却怕后生笑”这种文学史意识和认真的态度,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欧阳修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欧阳修多次辞职,都未得允准。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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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除任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欧阳修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欧阳修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安徽阜阳)。

熙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公元1072年9月22日),欧阳修在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八月,获赠太子太师。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八月,欧阳修获赐谥号“文忠”。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九月,安葬于开封府新郑县旌贤乡。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十二月,特赠太尉。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十一月,加赠太师,追封康国公。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五月,再追封兖国公。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改封秦国公。政和三年(公元1114年),改封楚国公。

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在本质上是针对五代文风和宋初西昆体的,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反对“太学体”。

欧阳修认为儒家之道是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还认为文具有独立的性质。这种文道并重的思想有两重意义:一是把文学看得与道同样重要,二是把文学的艺术形式看得与思想内容同样重要,这无疑大大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

欧阳修自幼喜爱韩、柳古文,后来写作古文也以韩、柳为学习典范,但他并不盲目崇古,他所取法的是韩、柳古文从字顺的一面,对韩、柳古文已露端倪的奇险深奥倾向则弃而不取。 同时,欧阳修对骈体文的艺术成就并不一概否定,对杨亿等人“雄文博学,笔力有馀”也颇为赞赏。欧阳修在理论上为北宋的诗文革新建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宋代古文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欧阳修待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肃,往往反复修改才定稿。深厚的学养和辛勤的实践使他的散文创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的散文内容充实,形式多样。无论是议论,还是叙事,都是有为而作,有感而发。

欧阳修的议论文有些直接关系到当时的政治斗争,例如早年所作的《与高司谏书》,揭露、批评高若讷在政治上见风使舵的卑劣行为,是非分明,义正辞严,充满着政治激情。又如庆历年间所作的《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论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这一类文章具有积极的实质性内容,是古文的实际功用和艺术价值有机结合的典范。

欧阳修另有一类议论文与现实政治并无直接关系,但表达了作者对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如《五代史》中的一些序论,对五代的历史教训进行总结,并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褒贬,以及国家兴亡在于人事而非天命的历史观。又如他为友人文集作的序言,不但对友人的文学业绩进行评述,而且抒发了对死生离合、盛衰成败的人生遭际的感慨,绝非为文而文之作。

欧阳修的记叙文也都言之有物,如《五代史记》一类历史散文自不必说,即使是亭台记、哀祭文、碑志文等作品,也都具有充实的内容,如《丰乐亭记》对滁州的历史故事、地理环境乃至风土人情都作了细致的描写。又如《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栩栩如生,这种效果决不是虚言所能达到的。

欧阳修的散文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他的政论文慷慨陈词,感情激越;史论文则低回往复,感慨淋漓;其他散文更加注重抒情,哀乐由衷,情文并至。

例如《释秘演诗集序》,寥寥数笔,释秘演、石曼卿两位奇士豪宕磊落的性情和落拓不偶的遭际已跃然纸上,而作者对两人的敬重惋惜之情以及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的感慨也洋溢于字里行间,感人至深。在欧阳修笔下,散文的实用性质和审美性质得到了充分的显示,散文的叙事、议论、抒情三种功能也得到了高度的有机融合。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的作品体裁多样,各得其宜。除了古文之外,辞赋和四六也是他擅长的文体。欧阳修对前代的骈赋、律赋进行了改造,去除了排偶、限韵的两重规定,改以单笔散体作赋,创造了文赋。

其名作如《秋声赋》,既部分保留了骈赋、律赋的铺陈排比、骈词俪句及设为问答的形式特征,又呈现出活泼流动的散体倾向,且增强了赋体的抒情意味。欧阳修的成功尝试,对文赋形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欧阳修对四六体也进行了革新,他常参用散体单行之古文笔法,且少用故事成语,不求对偶工切,从而给这种骈四俪六的文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上随州钱相公启》、《蔡州乞致仕第二表》等都是宋代四六中的佳作。

欧阳修的语言简洁流畅,文气纡徐委婉,创造了一种平易自然的新风格,在韩文的雄肆、柳文的峻切之外别开生面。平易近人的文风显然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所以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后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就证明了这一点。

欧阳修的创作使散文的体裁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完备。欧阳修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取得完全成功,结束了骈文从南北朝以来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地位,为以后元明清九百年间提供了一种便于论事说理、抒情述志的新型古文。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

作为开创风气的一代文宗,欧阳修对词作也有所革新,一是扩大了词的抒情功能,沿着李煜词所开辟的方向,进一步用词抒发自我的人生感受;二是改变了词的审美趣味,朝着通俗化的方向开拓,而与柳永词相互呼应。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一生宦海浮沉,曾三遭贬谪,仕途不像晏殊那么顺利,对人生命运的变幻和官场的艰险有较深的体验。表现这类情感的词作虽然不太多,但毕竟显示出一种新的创作方向,即词既可以写传统的类型化的相思恨别,也能够用以抒发作者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和心态。

欧阳修在政治生活中,刚劲正直,见义勇为,他的诗文和部分“雅词”表现出其性格中的这个侧面。而他的日常私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生活,则颇风流放任,此类词作,体现出一种与五代词追求语言富丽华美的贵族化倾向相异的审美趣味,而接近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欧阳修词朝通俗化方向开拓的另一表现是,他借鉴和吸取了民歌的“定格联章”等表现手法,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这对后来苏轼用联章组词的方式来抒情纪事颇有影响。在宋代词史上,欧阳修是主动向民歌学习的第一人,由此也造就了其词清新明畅的艺术风格,歌咏颍州西湖的《采桑子十首》就集中体现出这种风格特征。

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进行了革新,他重视韩愈诗歌的特点,并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欧阳修的诗论无疑含有重视生活内容的精神,欧阳修诗歌创作正是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阳修诗中有一些以社会现实为题材的作品,但欧诗更重要的内容则是表现个人的生活经历或抒发个人的情怀,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吟咏等。由于他的这类诗篇多含有很深的人生感慨,所以与西昆体的同类诗作有本质的区别。

欧诗受韩愈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议论入诗。欧诗并不对古人亦步亦趋,故仍然具有自家面目。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欧诗的散文手法主要不是体现在句法上,而是借鉴散文的叙事手段平直周详,深得古文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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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诗也学李白,主要得益于语言之清新流畅,这与欧诗特有的委婉平易的章法相结合,便形成了流丽宛转的风格,欧诗的成就不如欧文,但两者的风格倾向是一致的,这种诗风显然是对西昆体诗风的矫正。

经学方面,欧阳修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

史学方面,欧阳修史学成就较高,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欧阳修书法亦著称于世,其书法受颜真卿影响较深。

农学方面,欧阳修曾遍访民间,将洛阳牡丹的栽培历史、种植技术、品种、花期以及赏花习俗等作了详尽的考察和总结,撰写了《洛阳牡丹记》一书,包括《花品序》、《花释名》、《风俗记》三篇,书中列举牡丹品种24种,是历史上第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牡丹专著。

谱学方面,欧阳修开创了民间家谱学之先河,著有《欧阳氏谱图序》,该文中详细说明了欧阳修先世的迁移图,即其先大禹到越国王族的脉络,也描写了八王之乱后,欧阳氏再度南迁江南,在南方各地族衍发展的历程。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他曾参与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编《集古录》,有《欧阳文忠集》传世。

文章代表作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

词代表作有《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梅残》)《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

诗代表作有《戏答元珍》《题滁州醉翁亭》《忆滁州幽谷》《画眉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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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伶官传序》作品介绍

《五代史伶官传序》是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一篇史论。

欧阳修进入政界后,正是北宋王朝开始由盛到衰的时期,社会上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政治上的一些弊端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越来越令人不安。到了仁宗庆历初年,以王伦、李海等为首的人民暴动接踵而起,西夏又侵扰西北边镜,屡败宋军。欧阳修、范仲淹等人针对当时的敝政,力图实行政治改革,以挽救北宋王朝的危机却接二连三地遭到当权派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欧阳修忧心忡忡,很耽心五代惨痛历史即将重演。宋太祖时薛居正奉命主修的 《旧五代史》 又 “繁猥失实”,无助于劝善惩恶,于是欧阳修自己动手,撰成了七十四卷的 《新五代史》。

欧阳修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倡导革新他崇尚儒家的尚实致用思想,关心时事,积极入世,坚决反对佛教思想,极力抨击佛教的危害。他有胆有识,奋发上进,为国家和民族想有所作为。欧阳修反对屈辱苟安,不修武备,力主加强战备,改革时政。面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欧阳修作此序是为了希望宋朝统治者以史为鉴,告诫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励精图治,不应满足表面的虚荣,以期引起统治者的警惕。

《五代史伶官传序》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五代史伶官传序》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抑后扬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五代史伶官传序》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

叙述前朝历史针砭当世时弊之千古散文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

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写作特点除构思精巧,结构严谨,论证透辟,层层递进外,文中语言的运用亦颇具特色。首先是感叹词句的多次运用,使文章一唱三叹。除篇首外,作者于文中亦曾多次发出深沉的感叹,这样作序,是继承了《史记》、《战国策》序文的传统笔法,于叙事,议论中夹着感慨,借以表达作者对史事的见解和态度。或褒或贬,于欷歔中昭然可见,浓烈的感情色彩,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与说服力。其次,此文在语言运用上的另一特色,是既摒弃了骈文追求词藻华丽矫揉的浮靡之风,注重文字的平易晓畅,简洁生动,又吸取了骈文的长处,利用声韵和对偶词句使文章具有浓郁的诗的韵味,诵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令人进入美的意境,感受到充溢于字里行间中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另外,对偶词句的运用在文中比比皆是,如盛与衰,得与失,天命与人事,难与易,这些对偶词句的运用,使文章韵律节奏匀称,文字简洁有力,哲理性强。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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