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85年，13岁的梁启超离开家乡新会茶坑村，进入广州最高学府——学海堂就读。他就像一尾鱼独自游向大海，开始了追求公理的漫长之旅。终其一生，他都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地整理与输出：办学堂，创学会，开报馆，写政论，促运动，作演讲，搞研究，至死不渝。学习能力之强，世所罕见。他的方法论，就是儒家的经世之学。
梁启超
此前一年，他应试广州的童子试中，考中秀才。入读学海堂后第四年，中了举人。不能不说，幼功和私塾的家庭环境已经为他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但这仍然不是决定性条件，因为他那时尚处于“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的时代。（帖括，八股文范式，也就是考试指南）
1890年，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未中，回经上海，看到介绍西方的书籍，耳目一新。后来见到康有为，即惊为天人。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可见康有为的思想主张，对当时虚岁18的梁启超而言不啻醍醐灌顶。
康有为
二
康有为，即南海先生，这位长梁启超15岁的师长，其胆魄和雄才已被今天的大众严重忽视。作为晚清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康有为学识渊博而不落窠臼，所学虽杂却自成一体——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认为，康有为的汉学水平在梁漱溟和钱宾四之上！康有为学习的目标和志向比梁启超明确得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研究学问的目的，就是要支持自己的主张：变法图新！
除了胆魄和雄才，康有为还有其他功绩。这点似乎也被历史忽视了。学术史上，梁启超在他之上，但政治史上，他必在梁之上。策动公车上书，创办强学会，面谕变法要义，甚至变法失败后的保皇运动，无一不是康南海所首倡。甚至在书法造诣上，南海先生的碑学研究和理论著述，梁任公亦不能望其项背。任公究其一生，独立主持的可圈可点的政治活动，是护国运动。其余更多时候，还是以笔为枪，发声鼓吹。
康有为和梁启超
如果说孙中山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那么康有为便是伟大的变法先行者。所不同的是，革命成功了，变法失败了。康有为的失败，有其自身的问题，但更多是受限于现实环境。
三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闪亮的里程碑，也是康梁二人一生的分水岭。戊戌变法终结了康有为，开启了梁启超。
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且不说它是西太后眼皮底下的“过家家”游戏，也不论它痛及了整个统治阶级权力分配的敏感神经，单是它本身内容上的单薄、政治手法上的稚嫩，已注定了改良之路唯坚。更换几个无足轻重的官员，开设学堂和报馆、派员留学、废除八股取仕制度，凡此种种，表现出浓厚的书生气。这么单线条的举措显然不足以治国理政，仅凭康梁师徒的一己之学和一腔热情，统筹全局几无可能。所以，从功绩上讲，戊戌变法的象征意义大过实质意义。它更大的作用是产生了“影响”，让人们认清时局，为后来的历史走向作出铺垫。
戊戌六君子
有趣的是，作为变法的产物，京师大学堂得以延续下来，变成后来的北京大学，成为国家人才培养的摇篮。而同样作为变法的产物，科举的最终废除却造成了相当长时间内选官制度的缺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后。这一点，梁启超在晚年终于有所悔悟。
变法之后，民智既开，风潮大变。从这个意义上，戊戌变法是宣言书，戊戌变法是宣传队，戊戌变法是播种机！
如果说辛亥革命对清政府的推翻是摧枯拉朽式的，那么戊戌变法则是零敲碎打般的侵蚀。侵蚀虽然无法撼动这个沉睡的巨人，但至少让人们发现，它既不是坚如磐石，也不是简单摇醒就可以立起来。于是，只有求诸革命，推倒重来。
四
一个时代的文化领军者，称作旗手。毛主席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说，鲁迅是文化新军最伟大的旗手。鲁迅之前，“五四”时期，胡适是旗手。胡适比鲁迅小10岁，但成名更早，1917年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并出任北大教授时，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还没发表出来。
胡适之前呢，梁启超是旗手。
五
张宏志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认为清朝的国民性是冷漠、自私、麻木。这个观点，至少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而不能成立。这个人，叫谭嗣同。
谈到康党也好，戊戌变法也好，谭嗣同是绝对绕不开的人物。谭嗣同，堪为晚清第一顶天立地伟丈夫，遗世独立！
谭嗣同
戊戌年八月初三晚上，谭造访袁世凯所寓的法华寺，请求他营救圣主光绪。《谭嗣同传》中描述了当时的对话细节。
“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日：“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
君乃日：“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视日：“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这段慷慨的对话之后，只过了一天，政变事发。袁世凯作为资深政客的嘴脸一览无余。
袁世凯
谭嗣同的死，必将是梁启超一生的痛，它像一面镜子，照着他的余生，让他不断地要摆脱生的苟且。“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吾与足下分任之”在《谭嗣同传》里，梁启超这样写下谭嗣同的遗言。这个遗言是否为梁启超所杜撰，在多大程度上可信，不得而知。以他在政治上的谨慎，变法之后，很多史料已被隐瞒或删改。
但是，他对谭嗣同的崇敬和相知相惜则不容置疑。他的学生吴其昌回忆：“这壮烈史迹，民国十六年夏，梁先生亲和其昌再讲一遍，从黄昏直讲到天亮。已经隔着三十五年了，梁先生还是老泪纵横，其昌也不觉热泪夺眶。”
晚年梁启超
林语堂在《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里记录了梁启超1921年第一次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开头即是“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想必，当时他心里追念的该是谭复生（嗣同）吧。
六
梁启超一生政治主张的确反复无常。无论改良还是革命，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挺袁还是倒袁，对梁来说似乎都立场鲜明。但试想，在新旧交替、风云变幻，各种思潮蜂拥而来的时代，到底哪一种更适合中国，本身就莫衷一是。固守一种理念，反而可能是另一种固执。何况，梁启超的认识在不断学习、观察与思考中转变，这样他的反复就不难理解了。
青年梁启超
在不断地期望与失望的交相冲击下，他最终决定退出政坛。他的退出，是另一种参与。1922年以后，他潜心学术，在政治、历史、哲学、文学、佛学领域均开创了文化研究的新局面。不仅如此，为进一步广开民智，在1911年旅欧回国后，他密集地受邀讲学，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了“五四”前的青年一代。
在子女教育方面，梁启超独树一帜。他写给子女的家书中，呈现出一个没有说教的，博学、睿智而亲切的慈父。较之《傅雷家书》，不知强了多少倍。无怪乎他的子女在不同领域各领风骚。家长的爱与教育，即当如此。
左起：梁启超、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
梁启超的一生，政治与文化并举，学问和功绩双丰，虽有郁闷，有彷徨，有惊惧，有祸患，有病痛之苦，亦有亢奋，有期冀，有无畏，有动力，有忘我之乐；屡经坎坷仍激情澎湃，奔徙辗转而元气淋漓。他的人生堪为近世之楷模！
七
戊戌后两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又11年，武昌起义爆发，接着军阀迭起，国无宁日；
又一个戊戌年，“反右”运动、“大跃进”如火如荼，浮夸风泛滥，接着“三年困难时期”，又5年，“文革”拉开序幕。
这些，作为精英分子的梁启超，可曾预见？可曾想象？
梁启超
唐德刚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预测，自鸦片战争后，从帝制转民治的社会转型至少需要二百年，他进而认为：“我民族于近代中国所受之苦难，至少需至下一世纪中期，方可略见松动。”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第三个戊戌年渐行渐远。假如梁启超在世，这个新思想的传播者，改革的布道者，对变法120年后的今天，会乐见吗？会满意吗？
作者：子非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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