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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历史故事_上海往事民俗博物馆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3-05-16 03: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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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尾年头,去参加出版社退休人员的迎新茶话会。社长高克勤送我一本他的书,书名是《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由于书中所写诸多前辈,都是我昔日尊敬的同事和有交往的学者,所以觉得分外亲切。回家捧读之余,不禁联想起许多往事。

我是在1981年通过招聘考试,进入上海古籍社编辑室工作的。除了对社领导李俊民、戚铭渠等前辈的革命经历略有所闻外,日常接触最多的,就是编辑室的同仁了。陈邦彦先生是当时的室主任,他深谙词学,尤精鉴赏,为人和蔼大度,喜提携后进。有一段时间由我起草回复外来信件,经他过目后签发。每次他都会认真审读,一一修改,指导我应该如何得体地表达意见,准确措辞。见我平时也写些小文章,就主动为香港《大公报》向我约稿。我在该报文艺版发表的欧阳修《秋声赋》的赏析文章,就是经他推荐的。我又清楚地记得,那年中国女排夺冠之战,社里许多青年都很想观看转播,他非常理解我们的心情,虽然占用了一些工作时间,但还是热情地请我们到绍兴路他的家中,打开电视机,让我们共同见证那个难忘的历史时刻。

在编辑室的同仁中,交往最多的,要数何满子、金性尧、王勉三位前辈了。何老不仅才华横溢、学识广博,而且为人坦直真诚,幽默风趣。与人相处,虽然身为社会名人,却没有一点架子。他对社会痼疾历来深恶痛绝,对青年后代则循循善诱,从不保留。我曾在他的指导下,审读过部分“古典文学名家选集”的书稿,并与他合作完成了《清诗精华二百首》一书的撰写。这些都是他留给我最难忘的纪念。金老虽然平时寡言少语,给人的感觉比较拘谨,但做学问、写文章却在严谨中时现诙谐。他注释唐诗、宋诗和明诗三百首系列享誉学界,一批杂文集也以出入古今为人称道。由于同属民进成员,一起参加活动机会较多。最可怀念的是他身前最后一本文集《闭关录》由我审读发稿,后来又参与了他的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从而对他的人生经历和写作甘苦印象深刻。王勉先生则是我从事古籍编辑工作的业师。那时新编辑上岗,都有老编辑具体指导携带,我就是被指派跟王老,主要审读研究著作类书稿的。在复读我的初审书稿时,他经常指出和纠正我的错失,同时提醒在审稿中必须加以注意的地方,及时发现我的知识盲点,开列相关书目让我开阔眼界,增加积累。退休后只要我去看他,他总会关心地询问,最近在看什么书、审哪些稿、写文章了没有。他曾邀我一起撰写归有光评传,先由我起草,他作了大幅修改后被收入《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一书。这是现存师生文字缘的一个见证。后来复审他的《清华园感旧录》,深感他学贯中西,渊源有自;年过九旬仍笔耕不辍,令人敬佩不已。

另外克勤兄书中所记同仁朱金城和陈奇猷两位前辈,虽不在一个编辑室工作,但交往颇多,有善可陈。我进社看的第一书稿,便是朱金城的《白居易年谱》,故与他接触甚早。朱老目力欠佳,却治学勤奋。当时他在从事《李白集》校注,又展开了《白居易集》笺校,工作量之大、头绪之多可想而知。《年谱》只是副产品。我在初审时发现问题或产生疑问,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查找出原来出处,并用多种版本加以核对,然后再一一作出判断,毫不含糊。陈奇猷人称“奇老”,我们的交往始于修订出版他的两部大著作《韩非子集释》和《吕氏春秋校释》。当时他已年过八旬,却精神矍铄,治学严谨,平时谈天说地,风趣幽默。对后辈则多以“道友”、“老弟”相称。平时喜书法,凡年轻人有求,辄无不应允,慨然以手泽相赠。他去世前一年,也就是2005年,曾手书《九歌》中的“缓节安歌”四字与我,我珍藏至今。除善书法、诗词外,奇老又擅治印,相见时曾多次叹息年事已高,手已颤抖,无法再用力握刀了。

克勤兄的书分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追记了古籍社的诸多学者型前辈,第二部分则传写了与我社多有学术出版渊源的高校著名学者。

在第二部分,最引起我记忆的是复旦王运熙教授和上海师范大学陈伯海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王教授将早年的研究成果《六朝乐府与民歌》和《乐府诗论丛》两书合并成《乐府诗述论》交我社出版,即由我担任责任编辑,期间不乏电话和书信来往。他为人谦和,治学勤勉,尽管长期患有眼疾,查阅资料和书写文稿却一丝不苟,从不敷衍了事。后来编辑室在策划出版“中华要籍集释丛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要籍丛书”时,又多次征询他的意见。记得有一年夏天,曾和克勤兄、奚彤云一起去府上拜访,他不顾炎热,一面端出切好的西瓜请我们吃,一面就相关选题热心地提出他的意见,娓娓而谈,完全不把自己当出版社的外人。那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与陈先生相遇说来也巧,虽然他在我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任教,但读书时却无缘拜识。倒是他的夫人蒋哲伦,是我们唐宋文学的任课老师,很早就熟知的。那是1988年,在上海开往湖南衡阳的列车上,我们不期而遇。那时我睡上铺,而对面下铺正巧就是陈先生。经互相介绍,才知道是同去参加全国首届赋学讨论会,于是就赋学研究的相关问题聊了起来。陈先生说他在搞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由于涉及包括赋在内的各种门类,而赋学研究是第一次召开全国大会,他想去听听,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而我则向他报告了自己在这方面已有的一些想法,得到了他积极肯定和热情鼓励,使我更加坚定了日后坚持这项研究的信心。

此外,与克勤兄在书中写到的王元化、冈村繁、章培恒等前辈学者也多相识,但有的仅限于开会相遇,有的即使有过几次接触,因没有更深的交往,这里就略过了。

书中所记诸多前辈,堪称新中国最具影响的学者、作家和编辑代表,他们为传承中华文化作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也由此显示出非凡的人格魅力、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些是值得后来人永远铭记和继续传承的。( 本文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退休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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