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由于明末政府通过白银货币化，使中国在明末生产力尚不足以进行资本主义建设时，便人为催发了资本主义萌芽，并最终导致了明末经济大危机。一般，我们都习惯于认为，明末随着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而封建社会政府则强行打击，致使中国错失良机。但，事实或许完全相反。
一般认为明末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出现了雇佣劳动力。但，说实话，明代的雇佣劳动力现象并未达到所谓“前无古人”的程度，或许在这一方面，明之前的宋更有发言权。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重商王朝，宋的经济发达是公认的。宋代鼓励贸易，不抑兼并，就记载来看，宋和明的手工业规模可能差不多，而明人自己也觉得自己其实很“穷”，如果是由于手工业发达导致的雇佣劳动力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那么明末必须有足以被人注意到的雇佣关系大爆发才可以，然而，明代在这一领域内依旧是缓慢发展的，不太可能是因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强推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不得不承认，明代出现了中国金融业引以为傲的现代银行雏形，即票号。但，明代的金融业也并非完全超越前代，尤其是在民间借贷领域，像元代统治者，不受汉族传统经济理论制约，认为只要能赢利就行，以致出现了在其他朝代罕见的女性放贷者，帮助塑造《窦娥冤》中的蔡婆婆这一类形象。或许高利贷和金融业差距依然太大，那清代的金融又是否可以被称为发达呢，自然是的，清代又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依旧没有，金融是为资本主义经济助力的，但却无法在根本意义上在原理上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产生。
在如此重要的两个方面，明都没有脱颖而出，那么，明真的没有自己的优点否？这倒也不是，毕竟资本主义萌芽还是要有所凭借的。明有着其他王朝难以企及的外贸优势，比起之前的宋和元，明的贸易终于成为了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宋的贸易多是民间自发，国家只是从中赢利而已，元的贸易更加直接，包括金融，也只是发展了食利者的生意。明人在这些方面，对外出口已经纳入了国家经济计划，放贷也由个人发展为商帮行会。
由此，我们必须回望唐代，唐人一直肩负着富有的美名，但，唐代商业发达与否？不发达，唐的重农抑商是很严重的，仅就一项，偌大的长安城中只有东市、西市两个市场，怎能不繁华呢？唐人的繁华是官府有组织垄断市场造成的，那么宋人对商业发展很大，坊市制被街市制替代，这是宋人给明人留下的一大礼物。其实在明后的清人又继承了唐人的行事风格，清代是真正用政治限制了经济的发展，不过具体的问题是更加复杂的。
其实白银才是明末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直接诱因，但这并非是说白银本身，而是与白银有关的一系列经济变革的到来。白银解决了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钱荒问题，宋人就没有彻底将其越过，交子的出现，本身就是因为铜钱的使用出现了问题，但终有宋一朝，恶性通货膨胀一直如影随形。美洲银矿的发现救了中国，中国从明开始才大量用银，但银从何来？贸易，明政府后期开始主动改粮为桑，鼓励丝绸生产区放弃农业，卖丝换银，为什么清代反而不比明末，主要是封建自然经济抑制了外贸，关键是白银，此时中国白银储量已十分雄厚，不复明人对白银的渴求，但这也是说明明代外贸是十分深入的，清末的贸易规模其实比明末要大，但基本上是单向贸易，但白银又不如明代渴求了。正是由外贸发展了如景德镇这样的世界瓷器产地，行会和商会也围绕着制瓷业展开，同样，茶叶等等也基本相同。从此，明的雇佣工人和放贷商人才与其他时代有了根本区别。
到此，经济上明代已有了充足的底气，但，中国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还在负隅顽抗，然而，伟大的明末改革来了。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等一系列变粮为银的税务改革后，白银货币化的最后一个闸门打开了。或许，明末的经济大危机，是自由市场的最大讽刺，农业在明末受到严重打击，由于赋税可以上交白银，原来种地交粮的农民纷纷放弃务农，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赚取白银抵田税，大明或许不缺钱，但缺粮，平年或许没问题，一但气候转变，粮食危机立刻袭来。最终，在明末粮食减产和冰河时期的双重打击下，明末爆发了历史上有名的一系列农民起义，这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一次向人类展现它的威力。
是白银，在表面上把中国拉到了资本主义的门前，所以才导致无数专家对明末资本主义萌芽的认识含混不清。放眼望去，中国的经济现象是世界价格革命的一个缩影，贵金属成为了欧洲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因素，实际上，从文艺复兴到地理大发现，从地理大发现到资本主义，谁又能不承认白银在其中的线索作用。或许白银和生产力不能并列，但，决不能忽视白银的指示性，金融危机总是开始于更虚幻的纸币，难道一张纸就比白银更强大否？我们应该相信，白银有把明末中国拉向资本主义的能力，也就有毁灭他的能力，甚至，把这种影响力扩大到世界范围亦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