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言简意宏、掷地有声的名言，被后儒尊为“横渠四句”（冯友兰先生）或“横渠四句教”（马一浮先生），其作者，正是宋代儒学大师张载。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其名和字取义于《周易·坤卦》：“君子以厚德载物。”祖籍大梁（今开封），侨居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著书讲学，传道授业，“为关中士人宗师”，世称“横渠先生”。
张载少年时就对兵法有浓厚兴趣。当时，北宋西部边境经常受到西夏侵扰，处于边境的张载，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此格外关注，也曾梦想投笔从戎、收复失地。庆历元年（1041），西夏出兵攻占洮西之地（今甘肃一带），形势危急，张载给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地区军务的范仲淹上书，请求对西夏用兵，并自告奋勇准备联络一些人去攻取被西夏占领的洮西之地，为国家立功。张载信中所附的《边议》，展现了这位热血青年学以致用、经略边疆的远大抱负和不凡智谋，这让一向乐于奖掖后进的范仲淹惊喜异常。
范仲淹就是《圣哲画像记》中“葛陆范马”的“范”，字希文，谥文正，“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是宋以后文人士大夫梦寐以求的谥号。他“出为名相，处为名贤”“材兼文武，永履仁义”，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所以，“先儒论宋朝人物，以范仲淹为第一”。作为一位起于布衣的君子，范仲淹一生砥砺名节，不易操守，不仅是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还是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作为宋学开山，他开风气之先，文章论议，必本诸仁义。连一向很少称赞人的朱熹也由衷称叹：“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他开创的义庄慈善事业，前后运作八百多年，一直到清末宣统年间，义庄仍有田产5300亩，运作良好，可谓中华民族乃至人类慈善史上的一大奇观。
范仲淹是一位随时随地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培养人才的士林领袖，襟怀坦荡，光明俊伟。“宋仁之世，安定先生起于南，泰山先生起于北”，宋初儒学复兴运动的南北重镇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孙复，都曾得到他的直接指导和关怀。
张载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爱国热情得到了范仲淹的高度赞赏，并因此在延州军府受到接见。在深入了解张载的学养与抱负之后，范仲淹点拨了一句话，这句话深刻影响了这位青年的人生走向：“儒家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意思是说你作为儒生，本分是研习儒学、重振儒学，不必研究军事博取功名，并且因材施教，勉励张载研读儒家学说中最富于哲学色彩的《中庸》。
认真研读《中庸》后，张载又认真研习佛老思想，最后回归儒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史称其学“尊礼贵德，乐天安命，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可见范仲淹知人之明与张载进学之笃。明儒王阳明曾说：“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这样的评价并非过誉之词，张载以及历史上其他关中学者也当之无愧。
嘉佑二年（1057），张载赴汴京（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云岩做县令时，政令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化，提倡尊老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有规定和告示，他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告示，即使不识字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以百姓心为心，并不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张载辞官回到横渠后，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并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关学强调的“天序”思想更是渗透到乡规民约中，影响了陕甘冀晋一带的民风民俗，而且，这种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并远播海外——日本企业家就对关学推崇备至，甚至认为扶桑那一套精细管理的规范，就是从关学里获取的真经。
张载的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开宗立派，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范文正公在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自处，横渠先生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以实际行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拓了儒者担当新局面。
张载进则为循吏，退则为乡贤，以实际行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拓了儒者担当新局面
晚清“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曾作《圣哲画像记》一文，从数千年灿若群星的中华历史伟人中精选32位，作为子孙治学的门径：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
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
为天地立心
《易大传》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剥》、《复》是反对卦。《剥》穷于上，是君子道消。《复》反于下，是君子道长。《伊川易传》以为“动而后见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于何见之？
于人心一念之善见之。故《礼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程氏遗书》云：“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人之心，即天地之心。”
盖人心之善端，即是天地之正理。善端既复，则刚浸而长。可止于至善，以立人极，便与天地合德。故仁民爱物，便是为天地立心。天地以生物为心，人心以恻隐为本。孟子言四瑞，首举恻隐。
若无侧隐，便是麻木不仁，漫无感觉，以下羞恶、辞让、是非，俱无从发出来。故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全德曰仁。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儒者立志，须是今天下无一物不得其所，方为圆成。孟子称：“伊尹一夫不获。苦己推而纳诸沟中。”横渠《西铭》云：“凡天下之疲癃、残疾、孤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此皆明万物一体之义。圣人吉凶，与民同患。未有众人皆忧而己能独乐，众人皆危而己能独安者。万物—体，即是万物同一生命。若人自扼其吭，自残其肢，白剜其腹，而曰吾将以求生，决无是理‘孟子曰：“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朱子注云：“立命，谓全其天之所赋，不以人为害之。”又曰：“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今人心陷溺，以人为害天赋，不得全其正命者，有甚于桎梏者矣。仁人视此，若疮？之在身、疾痛之切肤，不可一日安也。故必思所以出水火而登衽席之道，使得全其正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学者立志，合下便当有如此气象。此乃是为生民立命也。
为往圣继绝学
此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但因人为气习所拘蔽，不肯理会，便成衰绝。其实，人皆可以为尧舜。额子口：“舜何人哉！予何人哉！有为者，亦若是。”学者只是狃于习俗，不知圣贤分上事，即吾性分内事。不肯承当。故有终身读书，只为见闻所囿。滞在知识边，使谓已足，不知更有向上事。汩没自性，空过一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苟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圣人之言？切如此、道之不明不行，只由于人之自暴自弃。故学者立志，必当确信圣人可学而至。吾人所禀之性，与圣人元无两般，孟子曰：“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曰理也。义也。濂、洛、关、闽诸儒，探明义理之学，真是直接孔孟，远过汉唐。为往圣继绝学，在横渠绝非夸词。今当人心晦盲否塞，人欲横流之时，必须研究义理，乃可以自拔于流俗，不致戕贼其天性。学者当知，圣学者即是义理之学。切勿以心性为空谈，而自安于卑陋也。
为万世开太平
太平不是幻想的乌托邦，乃是实有是理。如尧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文王之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都是事实。干羽格有苗之顽，不劳兵革。礼让息虞芮之讼，安用制裁。是故不尝而劝，不怒而威，不言而信，无为而成。《中庸》曰：“君子笃恭而天下平。”声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效，斯乃政治之极轨。自帝降而王，王降而霸，霸降而夷狄。天下治日少而乱日多。秦并六国，二世而亡。晋失其驭，五胡交乱，力其可侍乎？中外历史，诸生闻之熟矣。非无一时强大之国，只如飘风骤雨，不可久长。程子曰：“王者以道治天下。”后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又曰：“三代而下，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从来辨王霸，莫如此言之深切著明。学者须知，孔孟之言政治，其要只在责德而不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