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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历史书吗_资治通鉴属于哪类史书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1-12-03 23: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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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玉藻》篇说:“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右史记载帝王的言行,集结成《尚书》、《国语》,左史记载帝王的大事记,编成各国的《春秋》。如果把言行和大事记合并在一起,便形成了《左传》。《左传》是解释《春秋》的历史书,这说明在古代,史学是从经学中脱离出来的

《汉书·艺文志》里没有“史”这个纲目,就连司马迁的《史记》也被列入“《春秋》二十三家》”里面;直到《隋书·经籍志》才开始出现“经、史、子、集”四部,并把纪传体称为“正史”,在正史的下面又附有三十四部编年体的书。《隋书》的作者认为编年体属于“古史”,在古代人们记载历史用的是编年形式,《史记》出现后才改用记传,到了荀悦的《汉纪》出现,又重新使用编年。魏晋时期,《竹书纪年》被发掘出来,掀起了一场编年体的热潮。干宝写作《晋纪》、裴子野著有《宋略》、吴均传出《齐春秋》等,然而这些恢复“古史”的尝试都没有成功,许多史书逐渐失传了。

唐朝建立后接连修订了《晋书》《周书》《隋书》《南北史》等“正史”,使得编年体再次没落,直到《资治通鉴》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势。

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书?

“十七史”与《资治通鉴》

唐朝编订的史书虽然很多,但广为流传的只有“前四史”,魏晋的史书都藏在广内,没有版本流传民间。直到宋仁宗天圣二年,才依次板刻出了《隋书》、《梁书》和《陈书》等。那时候《宋书》和《北齐书》残缺较多,只得用《南北史》来填补;仁宗还先后又命宋祁与欧阳修重新编写《唐书》,而欧阳修私下又写成了一本《新五代史》。因此,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之前,已经出现了十七本正史

所谓的“十七史”为:《史》《汉》《后汉》《三国》《晋》《宋》《魏》《梁》《南齐》《北齐》《周》《陈》《隋》《南史》《北史》《新唐》和《新五代》,《旧唐书》与《旧五代史》不计入其中。这十七本正史卷轶浩繁,繁芜难读,虽然十分完备,却不利于阅读。而且当时纪传体已经很完备,编年体却未有全书,因此宋英宗在治平三年,命司马光写作一本上续《左传》的编年体史书。

司马光从小时候就喜欢读《左传》,他在朝中做官后,“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于是专门为宋英宗写了一本《通志》。这本书只有八卷,上起于三家分晋,下终于秦朝灭亡。宋英宗读后很高兴,“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这便是修《资治通鉴》的起因。《资治通鉴》里的《周纪》和《秦纪》其实就是《通志》,这部分相比于后来的内容,显得要简略了些。

编年体史书里,《春秋》始于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左传》则一直写到了悼公十四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亡知伯的事。《资治通鉴》的第一年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那年韩赵魏始列为诸侯,距灭知伯其实已经过了五十年。但司马光在下面又倒叙知伯灭亡的事,是意在上续《左传》。

当刘恕问他:“公之书不始于上古或尧舜,何也?”

司马光回答:“周平王以来,事包《春秋》,孔子之经不可损益。”

刘恕又问:“曷不始于获麟之岁?”

司马光答曰:“经不可续也。

他认为《春秋》不可续,是不愿比肩孔子,所以才从《左传》之后开始写。《通鉴》所采用的史料大多来自“十七史”,但也有些史料取自他处,例如五代部分几乎不用《新五代史》,仍以《旧五代史》为底本。其他的史料来源则收入《考异》里。

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书?

《资治通鉴》是一本权谋圣经吗?

在《通鉴》的末尾,有一篇司马光的《表》,里面备记修书的始末。《表》的落款日期为“元丰七年十一月”,此时距离开始动笔已经过了十九年。司马光在《表》中诉说了自己修史的初衷,他说: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这说明《资治通鉴》就像《太平御览》一样,本身是为了方便皇帝在闲暇之余阅读的书。因为天下的图书太多,皇帝没法读得完,所以宋太宗才下令搜辑各类书中的有价值部分,每天进呈三卷供自己阅读,久而久之,便成了一部《太平御览》。同样,“十七史”的文字太过繁多,连普通老百姓都读不完,更何况是日理万机的皇帝呢?司马光也想从历史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东西来供皇帝“遍鉴”,所以《资治通鉴》有如下特征:

  • 它是一部专门为皇帝而写的编年史;
  • 它力求化繁为简,让皇帝能够遍鉴历史;
  • 它最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国家兴衰和生民休戚,期望能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宝贵经验。

如果把《资治通鉴》视为一部权谋圣经,那就是没读懂这本书,而且违背了司马光的初衷,并且贬低了这部历史著作的价值。正所谓“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在权谋家的眼中,《资治通鉴》自然是供他用来诡诈的宝典了。

司马光认为权谋就如文学艺术一样,在“国家兴衰、生民休戚”面前,显得不够分量。屈原和杜甫名满天下,但是在《通鉴》里却找不到关于他们的文字,因为这些都属于“非君上要知之事。”据《日录》记载,宋神宗读《资治通鉴》,看到苏秦游说六国合纵的事情,便问司马光说:“苏秦、张仪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

司马光回答说:“臣所以存其事于书者,欲见当时风俗,专以辩说相高,人君委国而听之,此所谓利口覆邦家者也。”

神宗说:“卿进读每存规谏。”

司马光说:“非敢然也,欲陈著述之本意耳。”

这说明崇尚权谋绝非司马光“著述之本意”,他把那些欺诈、权斗的事件如实记载下来,只是为了实事求是的呈现历史而已。《资治通鉴》绝非什么权谋圣经,而是一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经世史籍。

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书?

《资治通鉴》的作者都有哪些人?

司马光编《通鉴》的方法是以时间为顺序,先广纳各类资料,编写成一个“长编”,然后再进行删减。修改。这种工作量是一个人无法胜任的,还需要一个写作班子。在撰写“长编”时,有三个人出力最多,分别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

刘恕,字道原,为人博闻强记,于书无所不览,尤精于史学,他司马光的好友,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时奏请其参与编修。除了《通鉴》之外,他还著有《十国纪年》和《通鉴外纪》等。

刘攽,字贡父,精通汉史,著有《东汉刊误》,他参与修订《资治通鉴》的时间最久。《宋史》说他“专职汉史”,似乎《汉纪》部分是他写的。

范祖禹,字醇夫,是司马光的弟子。他早年跟随司马光一起修《通鉴》,在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书成之后才出来做官,他还写有《唐鉴》和《帝学》。据说程颐晚年在案头上常放着一本《唐鉴》,认为这本书可以跟《通鉴》并驾齐驱。而宋孝宗也曾说:“读《资治通鉴》,知司马太师自是宰相手段。读《唐鉴》,知范内翰自是台谏手段。

对于《通鉴》的写作分工,后人说法不一,汉朝之前的部分可以确定是司马光亲笔的《通志》。有人根据刘攽长于汉史、范祖禹著《唐鉴》的信息,断定“汉则刘攽,三国迄于南北朝则刘恕,唐则范祖禹。”这种说法广为流传,却不符合实际。

资治通鉴是一部什么样的历史书?

在司马光写的《与醇夫帖子》中,有这样的文字:

“隋以前与贡父,梁以后与道原,令各修入《长编》中。”

这说明隋朝以前、秦朝之后的内容都是刘攽所作,共一百八十卷;五代部分,则全归刘恕,共有二十七卷;而中间的隋唐部分便出自范祖禹,共八十一卷。刘恕著有《十国纪年》,专记五代事;范祖禹写有《唐鉴》,熟知唐史。司马光这样分配是各因所长而已。

从《长编》的卷数来看,刘攽出力最多,但后人却常视司马光和刘恕为《通鉴》的主要作者。这是因为写《长编》的时候,主要工作是收集、抄录和排列现成的史料,属于技术活;而在《长编》的基础上进行考异、修订、删减则属于总编的工作,难度更大。司马光在统稿时常跟刘恕反复商量,二人实际上是统领全局的主编与副手。

正是在这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下,终于编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作,它使编年体的完备程度上升到了一个阶段。《通鉴》虽然是司马光从“十七史”里精挑细选后提炼出来的宝贵史料,但真正能仔细并且完整读完它的人并不多。为此司马光感叹道:

“吾作此书,唯王胜之尝阅之终篇,自余君子求乞欲观,读未终纸,已欠伸思睡矣。书十九年方成,中间受了人多少语言陵藉。”

读史尚如此之难,著史者又谈何容易,想读懂作者的修史本意,更是难上加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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