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小说百度百科_西游后记 小说

在章回小说《西游记》明代版本中,最早的“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二十卷》,并未提及《西游记》的作者。该本所录陈元之《序》曾说:“《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近意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可见,在明万历二十年(1592)刊刻“世德堂”本时,时人已不清楚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是谁。尔后,书商杨闽斋所刊《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托名李贽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不分卷)及《唐僧西游记二十卷(百回本)》,亦未著录作者。诸多明代刊本,均只提及“华阳洞天主人校本”。

在明代书目中,徐■《红雨楼书目》子部“释类”著录“《西游记》二十卷”,亦不言撰者。即如谢肇淛《文海披沙》称“俗传有《西游记演义》”、盛于斯《休庵影语·西游记误》亦只作“《西游》作者,极有深意”,此类提及章回小说《西游记》的明代早期札记均未言及作者的具体名氏。甚至,“俗传”云云,侧面说明彼时对章回小说《西游记》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作者名氏上,而是以玩娱的心态阅读小说作品。另外,从庐陵人李昌祺因“不能端正风俗,乃作猥亵怪乱之语”的《剪灯新话》而导致其“不祠乡贤”,此类明代乡邦规训及社会舆论加重了《西游记》作者归属权认领的风险性,以至于彼时阅读者与小说创作者对作品署名问题讳莫如深。

上述有关章回小说《西游记》文献传播的载体形式,包含版本题署、目录学著述、明人札记三种,有效构成该书作者之说既可被“证伪”又可“求真”的多重证据链。但上述三种文献载体付之阙如的事实,表明在章回小说《西游记》流传初期,明人并不知道作者为谁。

作者诸说文献依据

由于明代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付之阙如,导致后世提出原始文献缺乏可追本溯源的诸多说法。如明末伍守阳《天仙正理》说:“邱真人西游雪山而作《西游记》,以明心曰心猿,按其最有神通。禅宗言猕猴跳六窗,状其轮转不住,其劣性难纯,惟炼可制。”较早将“长春真人”丘处机当作章回小说《西游记》的作者,以至于该书清代版本多署为丘处机。

伍守阳之论,使道教信徒看到借助章回小说《西游记》进行道教普及化传播的巨大宣传效果。因此,清代之人不断在刊刻过程中加进与道教相关的成分,以“自神其教”。如汪象旭在康熙二年(1663)刊刻的《西游证道书》,即属此类。然而,“长春真人”丘处机所撰名为《西游记》的作品,并非通俗章回小说《西游记》。清人钱大昕《长春真人西游记·跋》指出:“《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邨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邱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今胡义成、李安纲等人,基于章回小说《西游记》文本而寻求道教之人(尤其是全真教)写作证据的做法,不仅未注意到该书是在唐代以来诸多小本“西游”故事、“西游”戏等基础上创作的成书过程,而且意图以明末以降道教徒的做法抹杀明人不知该书作者的客观事实。

章回小说《西游记》在成书过程中,受到佛教、道教及“罗教”“黄天教”等民间宗教诸多影响。杨悌《洞天玄记前序》曾说:“其曰唐三藏者,谓己真性是也;其曰猪八界者,玄珠谓目也;其曰孙行者,猿精谓心也……人能先以眼力看破世事,继能锁心猿、拴意马,又以智慧而制嗔怒、伏群魔,则成道有何难哉!”可见,嘉靖年间之人已将章回小说《西游记》进行“证道”解读。故而,伍守阳、毛大可等人不过是顺“势”而言,并不足以构成判定该书作者的科学证据。

后世学者更提出陈元之、“华阳洞天主人”等人为该书作者。如附会号“华阳洞天主人”的嘉靖“青词宰相”李春芳,以为与“华阳洞天主人校本”是同一人。此类说法的证据链构成,仍是从章回小说《西游记》文本中寻求“蛛丝马迹”。但同样缺乏能够有效证明其论的证据,也缺乏辅助其说的证据。除非能从“世德堂”本中找到具有鲜明的时间坐标信息或独一无二特征的文本证据,才能进行基于文本视域的作者求证。就今存有限文献材料而言,从文本“内证”法探讨《西游记》等“世代累积型”章回小说的作者,难以令人信服。

吴承恩与章回小说《西游记》关联性

鲁迅、胡适等人从《天启淮安府志》所载“吴承恩《射阳(先生)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断定淮安府人吴承恩即是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此说影响甚大。但我们无法判定《天启淮安府志》的文献依据,更无法从淮安府人吴承恩的《射阳先生集》等作品中找到其写作章回小说《西游记》的明显或直接证据。不少学者为坐实淮安府人吴承恩写作章回小说《西游记》,不断将《射阳先生集》有关作品与章回小说《西游记》联系,试图从文本“内证”加以寻求。这种思路的有关“证据链”及其考辨方法,缺乏足够“旁证”,反而不如主张“丘处机说”可靠。

要确定吴承恩与章回小说《西游记》关联度,绕不开两条文献。一是章培恒指出,清初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著录唐鹤征《南游记》、吴承恩《西游记》和沈明臣《四明山游籍》三部作品。从《南游记》等书性质看,《千倾堂书目》著录的《西游记》系一部游记。从《天启淮安府志》将《射阳集》《春秋列传序》与《西游记》并列看,《西游记》更像一部札记而非章回小说。而《千倾堂书目》明确将吴承恩与《西游记》联系起来,依据书目作者著录源于作品版本卷端题署或版本内封的一般做法,吴承恩写作游记类《西游记》是可信的。若《千倾堂书目》所载吴承恩与淮安府人吴承恩并非同一人,则创作者同名同姓与作品同名的历史事实,应引起从乡邦文献、明人札记等文献载体进行“旁证”论述的学者充分注意。

二是章回小说《西游记》好写入赘之事与淮安府人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的矛盾。陈大康《〈西游记〉非吴承恩作别解》(《复旦学报》2018年4期)指出,猪八戒进高老庄当招女婿的故事,“全为《西游记》改定者所添加”,并认为“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以《西游记》故事为题材的元杂剧以及《西游记平话》残本中,并无有关招女婿的描写,而今本《西游记》中,这类故事却是一个接一个”,甚至作品“描写那些招女婿故事时的揶揄、调侃、讥笑乃至挖苦,语气则是轻慢与不恭敬,恰与社会上对招女婿歧视性的舆论相一致”。今本《西游记》此类内容与淮安府人吴承恩《先府君墓志铭》追悼其父吴锐时所言“弱冠,婚于徐氏。徐氏世卖采缕文縠,先君遂袭徐氏业,坐肆中”,显然多有违碍礼仪之处。吴锐正是做了“招女婿”,才得以改变自身命运。若是今本《西游记》果真是淮安府人吴承恩所作,那又该作何解?

由此看来,淮安府人吴承恩写作的《西游记》,并不能肯定是章回小说《西游记》。

吴承恩和丘处机只是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的一个“符号”。在现有文献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依照明人付之阙如的做法,避免因乡邦文献的整理或旅游开发热潮而引发对章回小说《西游记》作者的过度阐释乃至断章取义。

(本文受扬州大学“高端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

原标题：章回小说《西游记》 作者之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温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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