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是谁告的状_乌台诗案是谁陷害苏轼的

第一个站出来检举苏轼的是御史里行何正臣，紧接着是王安石的学生李定。但是仅凭《湖州谢表》里“新进”和“生事”这两个词是不能对苏东坡定罪的，于是这些御史们开启了在苏东坡的诗文中寻找罪证的“文字狱”模式，这是“乌台诗案”当中影响极为糟糕的地方，因为“文字狱”的兴起，成为了文人互相残害的最有效率的工具，也是最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工具，也成为了统治阶级对文人集团控制和打压，甚至是清算的工具。“思想罪”由文字狱开始，成了文人特有的“诛心之罪”。

有的时候，名人之殇也是为名所累，当时正好出版了一套《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

"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他举的例子，"赢得"两句及"岂是"两句出自《山村五绝》;"东海"两句出自《八月十五日看潮》;"读书"两句出自《戏子由》。

马上，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前脚后脚杀到，他们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而斩首。李定举了四项理由说明为什么应当处苏轼极刑，他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

宋神宗在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的百般构陷下，只得降旨将苏轼交御史台，由李定为首的“根勘所”负责审理。

御史台对苏东坡“诗案”的审理，演变成了一场“闹剧”，并且是对中国的文化环境影响极大的闹剧，苏东坡被关押，让一大帮“群小”上蹿下跳，纷纷从苏东坡和其他同僚文友的来往诗文和通信中寻找“大逆不道的蛛丝马迹”，在搜集罪证的一群小人里面，就有大名鼎鼎的沈括，那个《梦溪笔谈》的作者。

御史台被贯称为“乌台”是在汉代就开始了。汉代长安的御史台内有许多柏树，树上栖宿着成千上万的乌鸦，时人就把御史台称作“柏台”或“乌台”，这两个称呼一直沿用到宋代。

“乌台诗案”其实就是“文字狱”的冤案，在整个两宋，这种“文字狱”非常少见，苏东坡碰上了，从一个侧面说明王安石重用的那些“新进”们，做人的品行是很有问题的，他的变法最终失败，和他的用人有很大的关系。

苏东坡在狱中还是吃了不少苦，也曾经绝望过，尽管那些“新进”们试图治苏东坡的死罪，但最终神宗还是不忍心杀了这个大文豪，只是把他贬到黄州。以“蒙恩责授黄州团练副使”结案。宋神宗的“不忍心”，除了有很多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官员们的力保和求情的因素（包括太皇太后曹氏），以及苏东坡本人的名气和人气，更重要的是宋朝开国时期赵匡胤定下的“除谋反之外不杀大臣”的“铁律”。

乌台诗案对苏东坡的打击很大，心境之悲凉、门庭之冷落、生活之清苦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苏东坡生性豁达，这些挫折也比较看的开，在黄州他曾作诗一首介绍他煮猪肉的经验，诗云：“黄州好猪肉，价贱如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鲜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这就是著名的美食“东坡肉”的烹饪方法。

被贬到黄州的苏东坡还为中华美食做出过贡献。

而被贬黄州两年之后，苏东坡写出来著名的《赤壁赋》。

然后就是千古绝唱《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

是金子到哪里都发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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