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东林党和阉党_崇祯为什么要杀掉魏忠贤

汪文言对东林党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分化了东林党的对手。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像是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日子很难过。汪文言认真分析了形势，认为东林党人败退后，其他党派会因分赃不均产生矛盾，只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设计用间，就不难把他们搞垮。于是他在各党之间奔走，设疑布谣，大搞离间活动，加剧了浙、齐、楚、昆、宣各党的分裂和内斗，从而削弱了非东林党人的力量，减轻了东林党的压力

正因为如此，浙、齐、楚、宣各党对其狠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王安被杀后，顺天府府丞邵辅忠，立即弹劾汪文言，剥夺了他的监生资格。汪文言刚刚离开京城，又被御史梁梦环弹劾，被捕下狱，受尽牢狱之苦，后经东林党组织营救出狱。获释后，汪文言并没有收敛，活动更加频繁，经常门庭若市。

泰昌、天启年间，东林党势力大炽，在外廷倚仗刘一燝，在内宫靠王安撑腰，汪文言从中交通联络，后来大学士叶向高破格任用汪文言为内阁中书，相当于内阁的办公室主任。

汪文言虽然官小，但他杰出的活动能力使他成为东林党实际上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

汪文言的活动早己引起了魏忠贤的注意，魏忠贤磨刀豁豁向文言，苦于找不到借口，无法下手。

天启四年四月，东林党人阮大铖与左光斗、魏大中因人事问题产生矛盾，转投魏忠贤集团，他唆使依附阉党的给事中傅櫆上书弹劾左光斗、魏大中，说他们与汪文言暗中勾结，专搞阴谋诡计。

魏忠贤见疏大喜，立即草诏一道，经天启批准后迅速发下，将汪文言逮捕，关进诏狱。他们希望从汪文言身上打开突破口，以便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

东林党人急忙止血，魏大中、左光斗上疏力驳，首辅叶向高也挺身堵枪眼，他上疏说，汪文言是我任用在内阁办事的，他的错责任在我，请皇上惩罚我一个人就行了，不要牵扯其它人，“以消缙绅之祸”。

叶向高以辞职相威胁，把所有责任扛在自己身上，不惜牺牲自己来保护组织，魏忠贤无可奈何，只好作罢。在东林党人御史黄尊素的活动下，汪文言被从轻发落，仅以“梃杖褫职”了事。

魏忠贤出手打击汪文言，对东林党人震动很大，尽管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长期龃龉，但这些斗争都是针对个别人，涉及到的人物也都无关紧要，这次魏忠贤对汪核心舞剑，意图摧毁整个东林党，与以往有着本质的区别，东林党人对此深感不安。

天启四年（1624年）上半年，汪文言事件后不久，东林党人在北京召开秘密会议，讨论魏忠贤的问题。

东林党内部就是否与魏忠贤摊牌意见不一，相当一部分人忌惮魏忠贤的权势，担心打狗不成反被狗咬，不赞成对魏忠贤发起攻击。

左副都御史杨涟为人激进，又曾在天启即位时有逼宫壮举，有恃无恐，他力排众议，主张向魏忠贤开战。

六月一日，杨涟上疏攻击魏忠贤，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包括擅权、迫害忠臣、干预人事任免、谋杀宫中异己、强迫皇后堕胎、绝帝〔天启皇帝〕嗣子等。

杨涟奏章直斥天启与魏忠贤、客氏的三角关系，指出魏忠贤权大震主，人们怕祸不敢反映意见，魏忠贤偶尔“奸状败露”，又有客氏“为之弥缝”。

他批评皇上政务过于依赖魏忠贤，造成大量无耻朝臣对魏忠贤“攀附枝叶，依托门墙，更相表里，迭为呼应”，以至于人人“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

他质问皇上，正值“春秋鼎盛”之年，“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

最后，杨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皇上将魏忠贤交刑部议处，“以正国法”，并将奉圣夫人客氏驱逐出宫。

东林党人的做法是为了一举干掉魏忠贤，再次获得天启皇帝的青睐，掌握朝廷的话语权，为了达到一步到位的目的，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一方面给天启制造压力，一方面也是对魏忠贤的敲打。按照东林党人的意思，最好的结果就是魏忠贤被交给刑部处理，这样方便自己的势力按照法律的途径解决掉心腹大患。这一招在正德年间也有先例，为了要正德皇帝朱厚照驱逐刘瑾，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以及朝廷六部尚书联名上书要求驱逐刘瑾。把爱玩儿的朱厚照都吓了一大跳。但是刘健和谢迁要把事情做绝，为了活命，刘瑾向朱老板求情，最后结果是刘健、谢迁被赶回老家。

尽管杨涟等人的火力很猛，可他注定是要失败的，按照军事术语来说就是东林党人过早的暴露了自己的实力给对方，孙子在2000多年前就教导我们“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但是东林党人除掉魏忠贤的愿望过于急切，暴露了自己的组织和力量，犯了天启的大忌。因为结党本身是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帝王都不会允许，对东林党的处罚，是天启本人的意思，魏忠贤虽然起到了参谋助手作用，并具体负责执行，但最终决策权还是牢牢掌握在天启手中，魏忠贤不过是皇帝的一只狗而己，皇上让他咬谁，他就咬谁。

毫无悬念，杨涟受到天启“严旨切责”，天启批评他的动机是“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以便控制皇上。在天启的支持下，魏忠贤对上疏的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的反击。

工部官员万燝，曾任职皇陵工程，他控告魏忠贤不肯拿出内官监的旧铜器建筑光宗的陵墓，而在香山碧云寺为自己建造的坟墓却很宏大，跟皇陵不多。

万燝的立论奇特，而且上疏时间在皇帝屡次“严旨切责”之后，属于顶风作案。

被朝臣弹劾搞得焦头烂额的魏忠贤正无处出气，决定杀鸡骇猴，拿万燝立威，于是万燝被罚午门前杖一百，罢斥为民。

六月十七日，一帮内侍闯入万燝家，将万燝抓往午门。

从万燝家到午门有三四里路，魏忠贤公报私仇，让内侍们先上点小菜，一路上对万燝拳打脚踢棍殴，把万燝打了个半死。到午门后，开始上大餐，内侍们趁热打铁，行梃杖时格外卖力，将万燝打得死去活来，万燝身受重伤，不久死去。

此后，对东林党的打击不断扩大，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一批东林党人受到处理。

七月，叶向高被逼去职。

十月，赵南星、高攀龙、魏大中因人事问题被罢黜。

同月，因吏部尚书赵星南的继任人选问题将杨涟、左光斗、陈于廷削籍（永不录用）。

十一逐斥接替叶向高的首辅韩爌

十二月逐斥接替韩爌的首辅朱国桢，首辅之位落入魏忠贤集团的顾秉谦手中。

天启五年（1625年），打击东林党的行动掀起高潮，许多反对东林党的人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东林党的反对者们制定了黑名单，献给魏忠贤，以便定点清除。

魏广微和顾秉谦搞了一本《缙绅便览》，其中将叶向高、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一百余人列为邪党，将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六十多名反对过东林党的人列为正人。

崔呈秀搞了两本：一本是《同志录》，收录东林党人名单。一本是《天鉴录》，收录东林党反对者名单。

最精彩的要数王绍徽编的《东林点将录》，王绍徽是老牌东林党反对者，从万历三十七年就和第一代东林党人掐过架。他编的《东林点将录》将东林党一百零八人按其特征分别对应《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十分传神。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大批东林党人被揭发出来，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无处躲藏，魏忠贤集团按图索骥，定点清除，东林党的势力跌到了低谷。

在打击东林党的同时，魏忠贤起用非东林党人填补东林党人留下的空缺，一批曾经被东林党人打击过的官员纷纷官复原职，为了防止东林党人阻挠，此时的人事任免一般都是通过皇帝中旨的方式下达，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由内阁票拟的手续。

东林党人是从在野党起家的，罢免东林党人并不能阻止其活动，只要留有星星之火，早晚还会燃起烈焰。在天启的支持下，魏忠贤等人决定将东林党赶尽杀绝，并从肉体上消灭其骨干分子。

锦衣卫和诏狱，直接受命于皇帝，可以不经过司法程序对大臣进行抓捕和审讯，让东林党人在用刑过程中“意外”死亡，是从肉体上消灭东林党的快捷方式。

这次，魏忠贤仍将突破口选择在汪文言身上，因为他身上的污点最多（而且他认识的人最多，了解的事也最多），制造了六君子之狱。

五月初，汪文言在监禁中被折磨至死，魏忠贤拿着据说是伪造的汪文言供词将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逮捕下狱，同时将赵星南、邓渼、毛士龙、王之寀等十五人削籍并追赃。

六月二十八日，六人先后到位，阉党开始对他们施以各种酷刑。

左光斗分析了阉党的意图，认为阉党可能会在刑讯逼供中打死他们，或是暗害于狱中，然后对外宣称是病死，掩人耳目。

他们认为，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及早承认罪行，这样可以移送司法部门，走正常程序审理，那样就可以保住一条命，将来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于是，杨涟等六人很快招供。

然而狡猾的魏忠贤并没有中计，逮捕他们时，就没打算让他们活着出来，拿到供词后，魏忠贤以追赃完以后再送刑部审判为由，命人继续对他们用刑。

史料记载：杨涟受刑最多，五日一审。许显纯令将他头面乱打，齿颊尽脱；钢针作刷，遍体扫烂如丝；以铜锤击胸，肋骨寸断；最后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而死。尸体被领出时，竟已全部溃烂，惨不忍睹，等到收殓时，仅得破碎血衣数片，残骨数根。

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也都相继在七、八月份被虐杀，只留顾大章一个活口，以便移交刑部定罪，向社会交待。

刑部按照魏忠贤的意思，将六人判处死刑，并将六人罪行诏告天下，顾大章在刑部走完程序后，魏忠贤急于灭口，要求将顾大章移交回诏狱，顾大章哪里还肯回去受罪，于九月中旬自杀身亡。

杨涟等人死后，魏忠贤令人用利刀将他们的喉骨剔削出来，各自密封在一个小盒内，直接送给魏忠贤亲验示信。面对喉骨，魏忠贤得意洋洋道：诸公别来无恙，还能上书否？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魏忠贤又制造了七君子之狱，将东林党人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应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害死。

事件起因和黄尊素有关。黄尊素在汪文言上次入狱时曾经营救过他，也曾跟风杨涟弹劾过魏忠贤，后被削籍回家。

黄尊素回到家中以后，与非忠贤党的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交往甚密，于是有传言说黄尊素要仿造杨一清用张永诛刘瑾的故事，用李实杀魏忠贤，魏忠贤得知后命心腹太监李永贞以李实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奏疏，弹劾黄尊素等六人。

罪名与周起元有关。周起元曾任苏松十府巡抚，李实告他任巡抚期间，贪污十万公款，用于东林党人的活动中。

奏疏一上，立刻得到天启批示，着锦衣卫“扭解来京究问”

三月，高攀龙闻迅后投水自杀。

逮捕周顺昌和黄尊素的缇骑在苏州遭遇了民众的民变（后有五人因此被处死，魏忠贤倒台后被合葬于虎丘旁，时人留有名篇《五人墓碑记》），事后周顺昌和黄尊素自投诏狱。常州也发生了保护李应昇的民变。

从四月到九月，六人先后都惨死于狱中。

据统计，自天启四年十月至天启七年八月，东林党人被杀于狱中的有十多人，被发配充军的有几十人，被削夺的有三百余人，其它革职降级的不可胜数，东林党人遭到毁灭性打击。

魏忠贤集团对东林党人的打击，手段非常的残忍，也非常的血腥，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明东林党人是正义的、是无辜的，应该看到，是东林党人自己尾大不掉、结党营私，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才导致了魏忠贤集团在皇帝的授意下对东林党人的打击。

对于这段历史，人们普遍的看法是，由于天启的昏庸，使得魏忠贤独揽大权，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东林党人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才起来反对魏忠贤，从而招致了魏忠贤集团的残酷暑迫害。

这不是误解，而是极大的误解。

事实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东林党人结党乱政，不堪使用，天启才不得己任用内臣，而东林党人为了达到控制皇帝，掌握政权的目的，才发起对魏忠贤的攻击，目的正如天启所说的“屏逐左右，使朕孤立”。而且，从张居正、万历、到天启对东林党连续性的打击来看，东林党人并非善类。退一万步说，就算天启和爷爷万历都是史书中说的一样都是昏君，那么张居正作为晚明最有作为的首辅总不算是糊涂蛋吧？而且张居正手段更加铁腕，直接下令捣毁天下书院，足见张居正对党人（当时还没有正式组织东林党，对东林党人暂且称为党人吧！）结党营私危害国家的深刻认识。这从一方面也可以说，东林党人在晚明时代确实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天启时期对东林党人的打击实质是皇帝对政治集团的处理，很难想像，在没有皇帝的许可和支持下，魏忠贤能够多次动用诏狱和中旨，抓捕朝廷命官，并在狱中刑死。可以说所谓“阉党”的背后是皇帝，也可以说所谓“阉党”就是“帝党”。

如果抛开人道主义，单从政治的角度看，对党派的处理是必要的。

天启继位时，面对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边境上辽东战事靡烂，败报频传。朝廷上东林党人把持朝政，致力于报仇雪恨，天天打口水仗，不以国事为重。这是有明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局面，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讲，能看懂这两个战场都很困难。

这个既无母后保驾护航，又无能臣辅弼，孤立无援的少年天子，面对着一个庞大的东林党利益集团，除了使用太监，他还能使用谁？

无处不在的党争对国事是个严重的威胁，影响方方面面，辽东战场也未能避免。

天启二年的广宁大溃败就是一个显例。

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属于不同的派别，王化贞欲主站立功而熊廷弼主守，这才导致了失败和失败扩大化，这也是为什么王化贞战败而熊廷弼传首九边的原因。

因此，天启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结束这种混乱的局面，使朝政走上正轨。

在君主专制的大背景下，这场轰轰烈烈的党争最终以“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的惨烈景像收场。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内确有正人君子，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内也不乏营营苟苟之人，整日致力于人事斗争。

一方面应该看到魏忠贤对东林党人的迫害是血腥的、残酷，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东林党人势力很大，遍布于三法司，通过正常的司法渠道不足以彻底查办东林党人，铲除东林党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使用诏狱和中旨。

一方面要看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另一方面应该看到，东林党骨干分子常以在野之身影响朝政，除了肉体上消灭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一方面要看到魏忠贤有泄私愤的成分，另一方面应该看到，天启才是东林命运的决定因素。

一方面应该同情当事人的悲惨遭遇，另一方面应该明白，无论古今中外，无论以何种理由，打着何种旗号，结党都是一个最不好的现象。

从处理东林党的决心和手段上看，天启比万历更铁血，由此可见天启并不是一个只会玩弄木工的昏君，而是一个铁腕的君主。

东林党，作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政治集团，几经起落，最终归于覆灭，只留功罪，后人评说。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魏忠贤“用特务人员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可是今日研究历史的人将所有纪录仔细检讨，只看出当时的官僚组织己不堪管制，文官吵闹之中却无一定的目标，也就不能自辞其咎。”

这个说法，委婉、客观、公正，可以作为这段晦涩历史的最后鉴定。

太监也是官，是宦官。

太监也是臣，叫内臣。

或许有人会说，太监，刑余之人，何足道哉？的确，太监因为其生理上的缺陷，加上影视作品的丑化，成为阴阳怪气、阴险邪恶的代名词，为人们所不齿。

但是别忘了，司马迁、蔡伦、郑和都是刑余之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监专权的时代，但太监在历史上的贡献也是勿庸置疑的。

太监在明代的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跃，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影响很大。不少人将明代的太监当成一个负面的问题，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不能正确地认识明代的太监，就不能正确认识明代的历史。

有些人认为明代是太监专权的朝代，事实恰恰相反，明代虽然太监数量庞大，机构众多，但从未出现过太监专权的现象，不仅没有太监专权，也没有外戚专权和大臣专权，明代有很多人反对太监，但是从来没有人反对过太监机构的设置，明代的太监机构己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人认为朱元璋严禁太监干政，后来的子孙违反了朱元璋的祖训，大量使用太监，才产生了太监干政的问题。非常不幸，事实又恰恰相反，正是朱元璋本人带头大量使用太监，朱元璋不仅大量使用太监，而且还屠杀了一批反对使用太监的人。

明朝建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考虑到汉末和晚唐时期太监专权引起国家动乱的前车之鉴，决定严格限制太监，他曾经说过，太监在宫廷中是少不了的，但只能做奴隶使唤，打扫跑腿，人数不可过多，也不可以做心腹，要让太监们守法，不要让太监有功劳，一有功劳就难以管束了。

朱元璋立下规矩，凡是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许穿外朝官员的服装，内廷官品级不许超过四品，外朝各衙门不许与内官有公文来往。朱元璋还铸了一块铁牌（此牌后被英宗朝司礼监宦官王振毁去）立在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

驱逐了东林党之后，魏忠贤声誉雀起。

皇帝表扬，被东林党人排挤过的大臣感激涕零。

于是一场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美化魏忠贤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天启率先垂范，他常把魏忠贤挂在嘴边，口头禅是“朕与厂臣”，一点也不介意将自己与卑贱的太监相提并论。

魏忠贤本人除了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职务以外，还进上公，加恩三等，称九千岁。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许多族人也受到荫封，他的侄子魏良卿地位最高，封宁国公，加太师，另一个侄子魏良栋封东安侯，加太子太保，侄孙魏鹏翼封安平伯，加少师，后两人都还是吃奶的的孩子。

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于西湖，天启亲笔题词“普德”，并将潘汝祯提拔为南京刑部尚书，作为对此举的鼓励。

此例一开，兴建生祠立刻成为风气。全国各地都争先恐后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就连尊贵的楚王和远在宁远的袁崇焕也加入了建造生祠的行列。

一名叫陆万龄的监生还别出心裁，建议在国子监建造生词，把魏忠贤与孔子并论，认为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

可以说，魏忠贤享受尊荣之高，在中国太监史上无出其右者

爬得越高，摔得越重。魏忠贤很快就会知道高处不胜寒的道理......

对于天启皇帝，《明史》上记载的都是天启同学怎么怎么喜欢做木匠工作，喜欢盖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可是从天启即位后的一系列表现来说，他的工作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在外廷沦落成为党政官员打击政敌的菜市场的大环境下，天启重用魏忠贤，整治内廷，使得明朝在外廷趋于崩溃的情况下依靠内廷的力量继续支撑明朝，应该说，天启本人的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之所以在我们心目中变成一个木匠、DIY发烧友，其实还是因为那本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个专制君主关注下编写完成的《明史》导致的。不得不说，《明史》这部书，是中国二十四史中可信度最低的一本，按照《明史》做标准，肯定会过错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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