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是真仁还是假义？
叶超英
公元前639年，宋、楚两军对峙于泓水两岸。宋军早在岸边严阵以待，楚军欲渡河而击。楚军渡河一半时，宋国大臣子鱼认为这是歼敌的良机，可以乘虚而入。然而宋襄公不为所动，认为君子不可趁人之危。当楚军渡过河，来不及排兵布阵时，子鱼再次请求进攻。宋襄公认为，不能攻击还没有排成阵势的军队（不鼓不成列）。等楚军做好一切准备时，宋襄公才下令攻击。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被一箭射中大腿负伤而逃。公元前637年，宋襄公因箭伤恶化而殒命（《左传》）。
千载以降，人们对宋襄公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过：有的认为他是信守仁义的君子，有的认为他是不识时务的蠢猪。见仁见智，热闹非凡。名对这个著名的战例，笔者也来凑一番热闹。
宋襄公之错，明眼人一看即知：一是刚愎自用，听不见他人意见；二是等对方摆好阵势再战，是盲目的狂妄自大；三是错误地理解了仁义的内涵——仁义不是无底线、无原则地让步，尤其是在战争中不可滥施仁义。
宋襄公对仁义的理解非常机械，认为只要自己对敌人施之以仁，敌人必然报之以义。《左传》《谷梁传》均对宋襄公持否定态度，认为他没有理解战争和仁义的真正内涵。“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即：信义必须符合道，而战争中的道贵在随机应变、克敌制胜。所以，孙子云：“兵者，诡道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才是战争的取胜之道。而对送上门来的战机不能有效地把握，实为愚蠢。
战争就是战争，战争不是请客吃饭，战争不是温良恭俭让，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在战争中，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宋襄公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说明他极为不智；如果认识了这一点，还做出这样“礼让”的行为，除了说明他的拘泥刻板、不知变通之外，还表现了他不把自己士兵的生命放在眼里，以牺牲士兵的生命换来仁义的虚名，实为不折不扣的伪君子。
战争的目的在于止战。宋襄公若真仁义，何不以外交的方式来终止战争？他所信守的仁义不仅不能止战，反而让自己身死国灭，何以谓之仁？
判断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既要看一时一地的表现，又要根据他平生的所有表现来进行全面考量。只要翻一翻春秋史，不难发现宋襄公特别善于虚伪地“表演”仁义。例如，宋襄公继位前的推让就是一场虚情假意的好戏：公元前652年，宋襄公之父宋桓公病重，宋襄公反复向父亲恳求，要父亲将王位传给庶出的兄长。其礼让的姿态让宋桓公心生好感，最终将王位传给了宋襄公。此外，他以郐国的国君做祭祀，以此震慑诸侯各国，为称霸杀人立威。一个信守仁义的君子，能够用一国之君来做祭祀吗？
就是这次泓水之战，也是宋襄公首先挑起战争：宋襄公试图称霸，率先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援，楚国采取“围魏救赵”之计，攻打宋国以救郑国。攻打郑国之前，宋襄公手下大臣子鱼就多次劝谏宋襄公不要穷兵黩武挑起战争，但宋襄公什么也听不进去，于是有了这次被沦为千古笑柄的、“蠢猪式”的泓水之战。
是真仁还是假义？是愚蠢还是聪慧？这时就不难得出结论了：宋襄公不是真正的君子，并没有真正的仁义；即使他想表演一番仁义，他的仁义也用错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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