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传世丰碑，就是其史学代表作《史通》。包括内篇39篇、外篇13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失传，今存49篇。该书全景式地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与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得与失，对纪传体史书之体例，譬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周密而详尽的辨析，对著史的方法与技巧，也作了犀利而精当的论述，可谓中国史学史上的一部立意高远、观念卓异之奇书。其自叙云：“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夫其书虽以史为主，而余波所及，上穷王道，下掞人伦，总括万殊，包吞千有。”他说，我写这部书啊，其实是忧虑当时著史者的心态不够端正，目光不够敏锐，我想要辨明著史之目的，与著史之体例。我的书虽然以史为主，其余波荡漾，无际无涯，攀追帝王之道，洞照世情人伦，包举寰宇纷纭之万物，吞吐世间纵横之波流，涵盖日月之轮转与天地之晦明也！
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減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盖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而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于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抑斯之谓也。
文中的“服、杜”，指东汉经学家服虔，西晋军事家、学者杜预；“班、马”，指东汉史学家班固、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说，《史通》之寓意，可谓深远绵邈矣，有赞许与鞑伐，有褒扬与贬斥，有借鉴与劝诫，有讽喻与抨击；其贯穿脉绪之深邃一如深渊，其探究网罗之缜密一如丛林，其商讨疑问之幽远一如逝水，其创见新论之繁多一如繁星。我听说啊，谈论经书者，讨厌听到服虔、杜预的嘲笑，论说史事者，憎恨提及班固、司马迁的过失。可是老刘这部书啊，多有讥笑前哲过失之言，戏谑先贤浅陋之语，受到时人批评乃至抨击，实在是罪有应得。我只是希望，那些知音君子，闲暇时浏览一下，或许有所触动呢！当年孔夫子说，我受到人们责骂，是因为《春秋》这本书，我受到人们欣赏，也是因为《春秋》这本书啊！——孔老夫子这句话，说的不正是我吗？
概述《史通》之要旨，大体有三：
第一，“直书”与“曲笔”。这是著史的基本要求，也是《史通》突出强调的首要问题。刘知几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直书》篇云：“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他说，人分五类，士兼百行，自有邪与正、曲与直之别。所谓小人之道，就是没有底线，至贱无敌；而君子之德，则是正直无私，正义凛然。可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弃正道而趋邪途，远离正义与真理，沦为无耻小人，究竟为什么呢？人们不是说了嘛：正直如弓弦，枉死大道边；曲邪如弯钩，往往能封侯。世道如此，其奈之何？
尽管，这个世界有时候会扬邪气而抑正气，毕竟还有春光明媚的时节，“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烈士与壮夫，“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其浩然之气，长存千载。春秋晋国太史董狐，秉笔直书，不畏强权，被孔子誉为“古之良史”；三国史家韦昭、北魏史家崔浩，肆情奋笔，抑恶扬善，虽然他们自身受到了戕害，韦昭被东吴末帝孙皓诛杀，崔浩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冤杀，但他们大义凛然的史家之精神，却高飏古今。东汉史家王沈撰《魏书》，以邪曲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笔法猎取富贵荣华。“直书”则高标三光，“曲笔”则堕入深渊，其高下之分，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曲笔》篇云：史家“曲笔”作文，“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他说，“曲笔”之浅陋，望之昭然：舍取之间，或者臆说胡云，或者淫于威福；他们有的凭虚胡整，不着边际，以笔谋私，有的公器私用，公报私仇，真是可恶至极也。“盖霜雪交下，始见贞松之操；国家丧乱，方验忠臣之节。”——暴雨霜雪，才会显示松树之风骨；国家丧乱，才能显现忠臣之气节。然而，令人悲哀绝望的是，“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古代史家之笔，令那些贼臣逆子恐惧；如今史家之笔，则使忠臣义士蒙羞。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是非混淆、阴阳颠倒的现象呢？当然是君王在作祟：“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唉唉。夫复何言？
第二，“规范”与“职责”。《史通》提出了关于著史的几项基本原则。其一，执笔之始，应牢记“以实录直书为贵”、“不掩恶，不虚美”、“善恶必书”等基本准则。其二，历史人物选择，应高飏正义之旗，《人物》篇云：“命代大才，挺身杰出。或陈力就列，功冠一时；或杀身成仁，声闻四海”，这些能够“激贪励俗”的人物，当然有资格成为传主；至于那些“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那些秽行累累恶浊不堪的家伙，“愚智毕载，妍媸靡择”，罗列书之，岂不有污纸页与青史之流乎？其三，搜集史料，要去伪存真，《采撰》篇云：“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众腋成裘，群材合构，当然需要下真功夫，“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务必细心鉴别，明真伪，书信史，成佳篇。其四，叙述语言，应简练生动，以“简要为主”，《叙事》篇云：“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于语言，则应“文而不丽，质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百读不倦，百品不厌，如此之文，堪称圣作也。文字要凝练概括，“务却浮词”，“应以一言蔽之者，辄足为二言”，一言概括足矣，不要抻成三句四句，“弥漫重沓，不知所裁”，不知所云。其五，品读人物与史实，应分高下，论是非，《品藻》篇云：“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薰莸”，薰为香草名，莸是臭草名；“枭鸾”，枭是一种凶猛的鸟，鸾是传说中凤凰鸟。香草与臭草，不能放在一只筐子里；凤凰与猛禽，不能比翼飞翔。著史者应当“申藻镜，别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朋，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则惩恶劝善，永肃将来，激浊扬清，郁为不朽者矣”。如果著史者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弄得“兰艾相杂，朱紫不分”，善恶不辩，则其罪则大矣！
第三，“疑古”与“惑经”。《史通》诸篇，条分缕析，叠彩纷呈，具体而深刻；《疑古》一篇，对《尚书》《论语》《左传》《虞书》等古籍均有所批评，体现了作者不同流俗的质疑意识与批判精神。论及《左传》，“虽义释本《经》，而语杂它事。遂使两汉儒者，嫉之若仇”。论及《论语》，说它专述言辞，“至于废兴行事，万不记一。语其缺略，可胜道哉！”他说，《论语》中有三句话，一是“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二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三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批评说：“夫圣人立教，其言若是。在于史籍，其义亦然。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不论美丑，不辨是非，不谙忠奸，自愚愚人，害莫大焉。
知几指出，《虞书》赞美帝尧“克明俊德”，慧眼识珠，善于甄别大才大德，不过是编造出来的“奇说”；至于尧舜禅让之传说，不过是史家臆造出来的“虚语”——“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对古籍中津津乐道的鬼神、祥瑞、迷信等等“奇迹”，他更是嗤之以鼻，大加挞伐。
《惑经》篇开篇就说，孔夫子弟子三千，门人七十，世人仰望，膜拜学习，“然则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其间切磋酬对，颇亦互闻得失”。圣人见弟子子路不高兴，便赌咒发誓说什么“天厌之”；弟子言偃在鲁国武城当宰相，以礼乐教化百姓，孔子却说“割鸡焉用牛刀？”治理这么个小地方，还用得着小题大做搞什么礼乐教育吗？言偃说当初老师就是这么教导的啊！夫子颇为尴尬，连忙说我是开玩笑呢！——知几批评说，所谓圣人教导，不过是“庸儒末学”，文过饰非，“使夫问者缄辞杜口，怀疑不展，若斯而已哉？”
知几指出，孔子著《春秋》，“审形者少，随声者多，相与雷同，莫之指实”，他并列出了《春秋》五条“虚美”之处，满篇“微婉其辞，隐晦其说”，就像一杯温吞水，不痛不痒，“欲神其事”，往往言过其实，不可不察也。
他说：“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官执简，宜类于斯。”“毛嫱”，春秋时越国美女；“绵驹”，春秋时高唐歌星。著史犹如明镜洞照万物，应当纤毫毕现，美丑尽出，既不能因为毛嫱颜色美丽而忽略她身上的瑕疵，也不能因为绵驹善于高歌而略过他演唱中的失误。史官呀，就该这样子嘛！
第四，“三长”与“三才”。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是中国史学领域的经典之论，犹如月轮，高标云空，熠熠生辉。《史通》把古今史家分为三等：一是秉笔直书，刚烈不屈，如董狐；二是史才汪洋，古今传扬，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秉持准则，一丝不苟，如周朝史官史佚、楚国史官倚相等。
在《史通》中，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的“史才三长论”，即著史者要才、学、识兼备，才能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史才”，是研究能力与表述技巧；“史学”，是历史知识积累；“史识”，是历史见解，即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把握能力。且看《旧唐书·刘子玄传》之记述：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赢，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知，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敻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
在这段问答中，刘知几对“三长”的阐述，十分鲜明。他说，所谓“三长”，就是才、学、识。有学而无才，就像家有良田万顷，黄金满筐，却交给愚蠢的人经营，哪里能够赚到钱啊？有才而无学，就像浑身具有鲁班那样的高超手艺，家里却没有木料与斧锯，最终也难以盖起高楼大厦。所谓良史，需要自身正直，明辨善恶，铁笔如刀，使骄主贼臣畏惧，如此，则如虎添翼，所向无敌了。如果不具备这些才能，如何能担当著史之重任呢？
在《史通》中，对“三才”均有阐述。所谓“史才”，既具天才之浩荡，思接千载，心游万仞，也是文才之烂漫，文字绮丽、端肃、准确，畅达淋漓，沛然而澎湃，似有冲决天地之气势也。作为一个史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简洁、明晰、准确，能用简短、平凡之文字，表达普遍、深邃之思想，化琐碎为道理、化庸常为非凡、化腐朽为神奇，此乃史家之大道也。
《覈才》开篇就是一声叹息：“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选择史官，“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孔夫子有言：“文胜质则史。”所谓“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文与史，同文字而辙迹相异，其差异很明显，东汉大才子张衡之文，文采弥漫但不适宜著史；西晋陈寿之史，简洁凝练不但不擅于赋诗。东晋文学家罗含、山水大师谢灵运，善为“歌颂之文”；梁元帝萧绎、大才子江淹，善作“铭赞之序”；北魏才子温子昇“尤工复语”，北齐诗人卢思道“雅好丽词”，南陈诗人江总“猖獗以沉迷”，南朝诗人庾信“轻薄而流宕”……
所谓“史学”，是包括采集史料、选择人物、谋篇布局的一个综合表征。《采撰》篇强调“采摭群言”，主张把所有历史著述都作为取材的对象，“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均应参考，“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补注》篇主张“传”“注”交汇，“始名传曰注。盖传者转也，转授于无穷；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绝”。还要兼收并蓄，“大”“小”并重，那些市井流行的“史传小书，人物杂记”，也不能忽略，“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在细枝末节之中，彰显著者之褒与贬也。史家之职责，就是将所有史料熔于一炉，“榷其得失，求其利害”，从中得出符合历史律动之结论也。也有的作者弄史料像堆柴火垛，浑然一块，不辨南北，“譬夫人有吐果之核，弃药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洁以登荐，持此为工，多见其无识也。”那些愚昧的史家呀，就像吃果子不吐硬核，吃药不弃渣滓，并以此沾沾自喜，足见其无知也！
《杂述》篇指出，坊间流传的那些“稗官野史”，万万不能忽略，“大抵偏纪、小录之书，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那些野闻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多多采撷，漉清水分，自有妙用，所谓“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不亦是乎？
所谓“史识”，包括分析历史事件之脉续、品评历史人物之操守，辨善恶，明是非，寓褒贬，知兴衰。《鉴识》篇云：“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史家之为文，“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探赜》篇云：“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类。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捧读先贤之书，如果不能明辨是非，发现其局限性，而是文过饰非，强为其说，那就永远不要指望他有所进步。浏览众家之著作，“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那些后学末流，“习其狂狷，成其诖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实在是缺乏必要的见识啊！《暗惑》篇云：“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如此这般，著史则误人子弟，污浊清流；读史则五迷三道，不知何以，你呀，还是洗洗睡吧！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刘知几“三长”之外，又加了一个“史德”。他在《文史通义·史德》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章先生先提出的良史标准是：“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史家之“心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
章先生曰：“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
（2019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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