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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的简介_阮籍与阮咸是亲兄弟吗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8-09 18:3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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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上关于大阮的记载似乎始终是零星的,大多是《世说》式的趣闻逸事,即便如《晋书·阮籍传》,写阮籍本人的似乎也不过是一些有名的事迹连缀而成。我不读史,因而也不知道其他人的传记是不是也这样,只记得我原是为写剧本寻找素材的,这样一件一件松散的故事,如同断了线的珠子,给我构思整个剧本的逻辑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拒蒋济、醉辞婚、东平相、步兵酒、与嫂别、醉当垆、哭兵家、青白眼、途穷哭、广武叹、咏怀诗、劝进笺……这一粒粒的散珠,折射于世人面前的,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是旷达,是狂放,是潇洒?抑或,是虚伪,是矫情,是对世风人心的败坏,是不务实际的虚无之风的肇端?

当我从大大小小、厚厚薄薄的一堆资料中掩卷抬头,想到的关于大阮的一个词,是艰难。闭上眼睛,脑海里莫名出现的意象,是蛛网上挣扎的一只蝴蝶,一只美丽的、有梦的、教人想起庄周之蝶的蝴蝶。那端坐正中、胸有成竹地得意洋洋地笑着的蜘蛛,应当是司马昭,或者说是司马昭所象征的那样一种权力罢?那蛛网,便是社会,是制度,是时代,是命运了。

阮籍的韵事:与嫂别·醉当垆·哭兵家

提到大阮,有一些轻松有趣的逸事是不容易被忘记的。因其相对地轻松有趣,所以不妨放到前面来说。

这些逸事,都与女人有关。按照中国多年文化的习惯,也不妨叫做韵事。

阮籍的嫂嫂回娘家,阮籍亲自与嫂嫂道别。我记得亚圣孟老先生曾经就叔嫂关系有过一番精彩的论述。在被问及“嫂溺”的问题时,孟圣人教导我们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如此一看,阮籍这一道别便有些过分,嫂嫂只是归宁,并非到了“溺”的关键时刻,“权”字是说不上的,当然就是“非礼”了,于是“或讥之”。更可恶的是阮籍竟不肯效法圣人,作一番“权也”“礼也”的冠冕堂皇的唧唧歪歪的论证,硬是蛮不讲“礼”地来了一句“礼岂为我设邪!”想来圣人到此,满脑子严密整齐的“权也礼也”也要天下大乱,惶然咋舌不知所措的。不过在人的本性之中,叔嫂之间,男女之间,关系其实并不如圣人们所设想的那样复杂暧昧;叔嫂相送,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一种家庭的亲人之间的温馨。于是表面上还遵从着礼法的人们,心底里却难免暗暗赞许这样发乎自然的呼声,于是“礼岂为我设”这句话的知名度竟渐渐地不低于那段关于“嫂溺”的论述了。

阮籍好酒,而他的邻居就开了一家酒店。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个酒店老板相当善于发现市场。老板娘是个美貌少妇,当垆沽酒,想必颇有些广告效应。阮籍常常跑到人家去喝酒,喝高了就地往老板娘身边一躺。这回可比送别嫂嫂严重得多,简直近于酒色之徒的行径了。然而“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每读到此,我都忍不住要为这位酒店老板喝一声采。一直被视为满身铜臭、粗鄙不堪的小商人,居然就有这样的见识和气度,能够如此信任和坦荡地来看待妻子,并且对于大阮这个怪物的赏鉴,似乎也不在写出“外坦荡而内淳至”的《晋书》作者之下,简直就是一个名士型的商人了。试想如果这位老板实在没有半点子名士的幽默,一见大阮便冲上去饱以老拳,那么历史上恐怕又要多一个熊猫眼的大阮形象了罢。不过话说回来呢,小老百姓最是朴实,不懂得书上那么多弯弯绕,他们只凭着自己对周围人的最朴素的观察来指导自己的行为,恐怕反倒容易与率性不羁的大阮亲近了。

一个兵家的女孩子,才色俱佳,然红颜薄命,未曾嫁人先驾鹤。阮籍也不认得人家,就跑到人家家里大哭一场,哭够了才回来。阮籍究竟为什么而哭,哭的时候究竟想了些什么,我想是很难考证的了,除非像庄周那样,去敲着大阮的头盖骨问话。不过过了这么些年,估计连头盖骨也未必有了罢。那天和玄鸟讨论《牡丹亭》中的“伤春”,玄鸟说,伤春不是简单的伤春,而是对天地玄机,人世无常的直接感悟,换句话说,就是对“道”的体证。我想,把这样一种感悟的意义安到玄学怪物大阮的头上,也许不算很过分罢。这样一说,阮籍这一哭,倒是哭出点美学和形而上的高度来了。

上面这些个故事,除了送嫂那一出看起来比较自然以外,其他两个似乎都有些佯狂的色彩,有那么点子故意标示自己不同的味道。那么佯狂是不是就等于矫情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具体原因,后文有叙。

阮籍的仕途:拒蒋济·东平相·步兵酒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赏鉴完怪物大阮近乎野史风味的有趣逸事之后,少不得也要板起正史的面孔,考察一回大阮的仕途生涯。

大阮在遇到司马家族以前,仕途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停做官和辞官的折腾状态中。

太尉蒋济按照当时的征辟制度,请已经渐有名气的阮籍出来做官。阮籍呢,写了一篇记,开头无非是一些圣治英明的套话,然后说,我呢,没什么本事,臭毛病还挺多,“足力不强”云云,所以不能当官啦。蒋济这个傻冒呢,原来倒是担心阮籍不带他玩的,这回一看居然写了篇记,还以为阮籍跟别人一样,不过是嘴上推辞一把,以显示自己的清高而已,于是屁颠屁颠地派手下去迎接,谁知人阮籍早走了,愣被放了回鸽子,于是“济大怒”。本来故事到了这里,倒也没有脱出历来名士的路子,不算很意外;但下文的发展就有点意思了。“济大怒”之后,乡亲们怕阮籍吃亏,“共喻之”,一起劝说他,于是我们的怪物大阮,竟“乃就吏”了。我想,这样的一个仕途开头,多多少少预示了一些以后的命运。小小的蒋济一怒,阮籍尚且不得不出来做官;以后到了权术势极其精通的司马氏手里,其转圜空间之狭小也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次官做得不情不愿,时间也不长,不久就“谢病归”。之后又做了回尚书郎,又被曹爽召去做了一回参军,都故伎重演地托病炒了老板的鱿鱼。想来蒋济、曹爽之流也不很看重阮籍,不过是抬举他一点小小的名气,既不识抬举也就罢了,所以阮籍才能三次都用生病的借口轻易脱身。随着阮籍名声日隆,同时蒋济曹爽之流换成了深谋远虑的司马,托病的小伎俩是不是还灵光呢?

离开曹爽还有一点小小的插曲,在阮籍辞去曹爽的参军之职以后一年多,曹爽就被司马懿干掉了,是为“高平陵事变”。时人认为阮籍很有远识,非常佩服。我想,阮籍未必就能算到时隔一年以后会有高平陵这么一出,不过凭着对曹爽那伙人的观察,觉得他们没多大出息,迟早歇菜,因而看不上眼倒是很有可能的。阮籍的请辞,未必就那么明确是要避祸,也许更多的是良禽择木的考量吧。不管怎么说,阮籍对于时事人物,不能不说是有一定的洞察的,这一份敏感和聪明,也参与了他最终命运的铸就。

司马时代的开始,可以说是阮籍仕途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在史书中似乎就再也看不到“谢病归”“以病免”“以疾辞”之类的字眼,阮籍对于自己命运的把握,似乎更少了主动权。阮籍先是做司马懿的从事中郎,接着又做司马师和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中间略有变迁。

东平相的事情发生在司马昭时期,阮籍与司马氏的瓜葛,也主要是和司马昭的瓜葛。一天阮籍对司马昭说,我去过东平这个地方,“乐其风土”,司马昭“大悦”,于是拜阮籍为东平相。司马昭为什么“大悦”,一般的说法似乎是难得阮籍竟主动提出想干差事,司马昭觉得挺有面子。有人研究阮籍的《东平赋》,发现赋里头对东平的印象并不好,根本说不上“乐其风土”,同时又考证当时的时代背景,最后得出结论说阮籍请为东平相,不过是为避一时之祸。具体为了避什么事,我已经记不得了,只是避祸何以只用了十来天,“旬日而还”,却有些疑惑。如果只是十几天的祸事,能为了不做司马亲家而大醉六十天的阮籍,似乎也不必去打东平的主意。这里头具体如何,我不擅考证,有精于此道者,请为解惑。

不管出于何种考虑,总之我们的怪物大阮终于是骑上一头小毛驴儿,溜溜达达地跑到东平上任了。上任以后的政绩,史书的记载只有一件事,就是把府舍屏障的墙壁都拆了,让里外可以互相看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增强公务员执行公务的透明度。拆了墙之后做了什么,史书没有记载,唯有“法令清简”四个字来概括。看来大阮似乎是贯彻了无为治国的黄老思想了,这也是他一生中有记载的唯一一次政治实践。

有时候我想,阮籍早年也是大有抱负的,也许阮籍真的不过是一时兴起,厌烦了终日无所事事的逃避,想做一个小小的试验罢了。就好比喜爱游览山河的人,若没有行万里路的机会,便不妨做一些小盆景来解闷。“法令清简”的评价,应该说是偏于褒义的;阮籍的才能,似乎本也不仅仅是玄言清谈。

阮籍主动要求某个职务,除了东平相之外还有一次,就是听说步兵营有好酒,便请为步兵校尉,从此整天泡在酒里了。步兵校尉一职,似乎做了很久,根据我的记忆,高晨阳先生在《阮籍评传》中的说法,似乎这一职做的时间最长,有七八年,并且是做到公元263年阮籍去世的。世人称阮籍为“阮步兵”,即源于此。

步兵校尉的事情自然说的是阮籍和酒的关系。我们知道竹林七贤皆好酒,但最好酒的,首推刘伶,其次恐怕就要数阮籍。刘伶的喝酒和阮籍大不一样。同样爱喝酒,刘伶写出了《酒德颂》,几乎成为他唯一的代表作品(我印象中刘伶传世的作品似乎只有两篇,另一篇是残篇,不知确否);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提到酒的却只有一首,而且充满“哀楚”和“酸辛”。同样爱喝酒,“死便埋我”的刘伶恐怕比阮籍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刘伶活到七老八十,善终;阮籍却只活了五十三岁,郁郁而亡。

我认为,刘伶的嗜酒,固然有逃避时世的成分,但刘伶总体上说可以说是旷达的,可以说是比较成功地超脱了的,他的痛苦不及阮籍深重。阮籍的嗜酒,除了积极地激发旷达不羁之气和消极地逃避时世纾缓痛苦之外,似乎还带有浓重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的意味。“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饮二斗酒……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刘伶若是这样的喝法,恐怕那荷锸的跟班真要大大派上用场了。

这几日读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见鲁迅亦直陈,苦闷之中嗜好烟酒,确实是有些自我毁灭的意味在的。弗洛伊德我一贯不喜,不过其关于人有生和死两种本能的说法,恐怕倒颇有道理。斗士如鲁迅先生尚有消沉自毁之闪念,何况是并非斗士、小小蒋济一怒就出来做了官的阮籍呢?

如果说阮籍的韵事表现的是他率真任性、个性张扬的一面,那么他的仕途则多少笼罩着一种压抑的灰色,表现出了一种无奈和无力。事实上,大阮的一生正是在极度的狂放和极度的压抑之间游走,狂放来自心灵中对自由和理想的极度渴求,压抑来自“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时世,和他本身由于敏感多虑而显得软弱的性格。

文转自 唐臣,子夜星网站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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