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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与五四运动故事_罗家伦五四运动宣言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12-03 16: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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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1897—196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蔡元培、钱玄同等人发起 “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能遍布全国,其中有两个政治运动起到关键作用,第一个运动是比五四运动早一年(1918年5月),因反对对日的参战借款和“中日密约”(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而起。这个反日运动是由日本留学生发动的,有一天晚上(5月20日),两个日本留学生代表,其中一个叫阮湘,在北大西斋饭厅慷慨激昂地演说,大家义愤填膺,但终觉束手无策。罗家伦跑上讲台对大家说,这个事体,徒然气愤也没有用,我们如果是有胆量的,明天便结队到新华门围总统府去,逼迫冯国璋取消成约,大家当场表决,第二天去闯新华门。次日,果然北大学生及其他几校2000余学生集合在新华门门口请愿和抗议,一直围到下午五点多钟才散去。这是学生运动的第一次,也是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而有所表示的第一次,这是五四运动的先声。(这也是民众请愿的第一次)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另外一个运动就是五四运动了。五四运动产生的重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种:第一是前次新华门事件的连续;第二是新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变化的结果;第三是大家受了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影响,一变从前羡慕官僚的心理而为鄙视官僚军阀的心理,并且大家有一种以气节相标榜的态度,有意去攖官僚军阀之锋;第四是正当巴黎和会的时候,感觉到中国受人支配和帝国主义国家协以谋我的痛苦。第五,因为受欧战后各国革命潮流的激荡(特别是当时蔡元培提倡所谓德国是军国主义,战败是应当的,并且当时国际联盟的论调甚高,北大也常常有这一类的演讲)。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以上是这一事件的原因,至于这件事体的酿成,责完全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四月,纷纷传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不利消息(日本要求中国撤换两个专使),北大学生自筹经费打电报,一方面打给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要求他们坚持,一方面通电全国,反对因为外国压迫而撤换本国专使的事。这两封电报打出以后,所捐的电报费还存三百元左右,以四个干事的姓名,存在学生银行。到五月一、二日时,外交消息一天恶似一天,罗家伦与傅孟真、许德珩、周炳琳、周长宪等几人,商量要在北京采取积极反抗的举动。但是当时一方面想对国事有所主张,一方面对于北大又要保存,一致决定要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由北大学生在天安门外率领一班群众暴动,因为这样一来,北大的责任便可以减轻。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五月三日,清华大学举行纪念典礼,包括罗家伦在内的许多北大学生都到清华大学参观,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不料三日那一天,邵雪萍到北大报告,说是山东问题已经失败,于是在校的一班同学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召集临时会议,最初由邵雪萍报告,以后由许德珩等人慷慨激昂地演说,与会学生情绪激动,一度难以控制。于是当场主持的几个人,不能维持以前决定的五七发难的成议,当场决议在第二天(即五月四日)联合各校行动,并且当场从北大学生中推出二十个委员负责召集,罗家伦是其中之一,由他们各学校联络进行。罗家伦等人九点钟由清华回到北大时,看见他们会也要开完了,什么决议都已经定好了,虽对许德珩有所埋怨,但大家的决议还是大家的决议,是不能更改的。于是,他们把前存学生银行的三百元拿出来买了竹布,连夜赶制出三千多面旗子,除了北大学生个个有旗子外,其余还可以送给旁的学校。(当时还有人疑心五四运动有金钱作背景,不然为什么北大穷学生能临时有这么多钱去做旗子?其实这钱是打电报省下来的。)各校代表于当夜十一点在北大开预备会议,当场举出三个总代表,一个是罗家伦,一个是江绍原,一个是张廷济,并推罗家伦草拟了一个五四运动宣言(即《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由狄君武送到北大印刷所去印了五万份。第二天早上,还预备了一份英文的备忘录,送给各国使馆。

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五月四日下午一点钟,游行队伍齐集在天安门前。当时的步军统领李长泰、警察总监吴炳湘赶到现场,对大家说了一番话,劝大家解散。当时众怒难犯,无人肯听,于是大家从天安门出发,一路走到东交民巷口,便被警察拦住。罗家伦和江绍原两个人到美国使馆找美国公使,美国公使芮恩施当日到西山去了,他的参赞出来接见,说了一番漂亮话,并且说由他去和使馆界的警察交涉,让他们给游行队伍放行,两人从美国公使馆出来以后,又到其他几个使馆,告诉他们游行示威的意思。回转身到美国使馆问美参赞交涉结果,他说使馆界警察是答应可以的,但是刚才警察总监有电话来,说是不可以让游行队伍通行。这一消息一传出,大家更是愤怒,交涉过程中,大家要求硬挤进去,后来想硬撞不成事体,反而给别的国家以不好的印象,于是大家便高呼口号“我们去除国贼吧!”于是调转大旗,向曹汝霖家前进(曹家在赵家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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