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巨匠系列之鲁迅_

鲁迅（后排左）在仙台医科学校留学期间和朋友的黑白照合影

两年后，鲁迅便从学校退学。他曾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及此事，称是因为受到一部日俄战争的纪录电影片里，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类事实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

留学期间，鲁迅常与许寿裳谈到3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1907年、1908年，鲁迅写了一系列长篇文言论文，首次提出了他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根本思考：“首在立人"“根柢在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猫头鹰

1912年，31岁的鲁迅受蔡元培之邀，到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工作。袁世凯做大总统后，鲁迅随政府搬到北京，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这时，他经历了一段思想苦闷时期，对社会改革颇感失望，而且染上了当时的绝症—肺结核，一度以为自己“活不久的"。几年来，坐在绍兴会馆的槐树下消磨着生命，他摇着蒲扇，"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逛琉璃厂、抄古碑成为他苦闷中的唯一寄托，自取了个“俟堂"的名号，意即“待死堂"。他喜欢猫头鹰，钱玄同送他外号“猫头鹰"，传神之至。后来，他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1918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郁达夫评价鲁迅的文章说："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大多数人都认同，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说：“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然而，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与之相反的，毛泽东则评价他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陈独秀曾评价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国民性批判

纵观鲁迅一生的创作，国民性批判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这是鲁迅式洞察一切的“冷眼"所在，"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许寿裳曾说，鲁迅近六百万字的著译，都是针砭国民性弱点所开的方剂。

鲁迅曾一再慨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因而一再主张把英国人斯密斯写的《支那人气质》翻译过来，作为研究自己的参照物。《阿Q正传》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鲁迅通过对“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阿Q性格的刻画，全方位展开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直到晚年，鲁迅在与内山完造的对话中，仍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全都得了病，得的是马马虎虎的病。"然而，改造国民性，谈何容易？鲁迅体味最深，不免悲愤地慨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林毓生认为鲁迅的思想非常深刻，但不能实践，而这一认识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熊培云公开表示，“我是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冯骥才曾发表《鲁迅的功和“过"》一文，更是代表了另一种声音，冯文认为，“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那里。……鲁迅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看到西方人的国民性里的埋伏着的西方霸权的话语"。这些论点一度引发了众多争议，也将鲁迅研究中关于“国民性批判"的探究不断引向深处。

王晓明称鲁迅是“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鲁迅的内心痛苦是相当复杂的，他简直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痛苦。"鲁迅曾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以后无路可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忧郁，是他的性格基调之一，并且贯穿了他的一生，形成特有的鲁迅形象。到了晚年，鲁迅有时整整几天闷头不说话，对一切不闻不问，“自弃"的半夜里喝了许多酒，一个人走到地面上去蹲着或睡倒。鲁迅就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那位巨人一样，肩住黑暗的闸门，然后面对死亡。

生生不息的灵魂

去世前的两三年，鲁迅跟朋友谈论最多的问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常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是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去世前几个月，他写下杂文《死》，里面说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周海婴在父亲墓前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在上海的寓所里逝世，年仅55岁。当时年仅7岁的儿子周海婴，在后来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详细写下这一天：“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噩耗传来，举国震动，宋庆龄主持他的葬礼，棺木上覆盖着一面绣着“民族魂"3个大字的白旗。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鲁迅于虹桥万国公墓。

5天后，10月24日，郁达夫写下深情的《怀鲁迅》：“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发现，这位以尖酸刻薄的笔调、横眉冷对的形象，孤冷地与整个时代搏斗的作家，存留给世人的，原是激情炽热的精神与生生不息的灵魂。

本文摘自《大师巨匠》 @联合读创 2019年10月出品

【关于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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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巨匠》以精简清朗的小传，用风气之先、家国情怀、人间性灵、科学高峰等十个关键词，写就百年来近百位大师们的学养与风骨，刻画了大师们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品格。本书可助当代青年以史为镜、躬身自照，持独立思考之精神，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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