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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 梁启超的肾_梁启超割错了一个肾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3-01-09 03: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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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除弊迎新的变革史;在这部变革史中,自有谭嗣同等甘洒热血的壮烈,亦有慈禧太后这等顽固守旧之辈;但更多是那些为这样的变革而不断做出贡献的人。近代史上,发生过一次非常著名的医疗事故,由于受害人身份的特殊,尤其是作为受害人,为了能够让国人接受“西医”,反而为医院进行公开辩护,使得这起医疗事故知之甚广。这次事故,就是梁启超先生被协和医院误割肾事件。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 梁启超

1924年9月,梁启超发妻李蕙仙因乳腺癌复发,医治无效,于13日逝世。梁启超是一个极重感情的人;妻子的不幸,让梁启超一度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哀伤至绝。直到1925年10月,梁启超居然还能写出《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深情之至,令人潸然泪下。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于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

在这样的大悲痛中,年仅51岁梁启超变得迅速衰老,精神状况大不如前,尤为严重的是,他开始尿血。梁启超隐瞒着,怕大家为此操心;然而终于隐瞒不住了,他患了尿血症。1926年1月,梁启超来到北京德国医院,请求克礼大夫诊断;开完药后,克礼大夫嘱咐他悉心调养。当尿血逐渐好起来时,他还是没有听从医嘱,却费尽心思,研究出一幅《先秦学术年表》。结果病情加重了。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 北京德国医院:后排为狄博尔院长、克礼大夫和汉霍特·格林大夫

克礼大夫抱怨他不听从医嘱,而他却觉得“只要小便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随后,克礼大夫强求他住院,为他做检查,排除了结石和结核,但因医疗设备不足,最终无法判定根因。于是,梁启超转入协和医院。

北京协和医院是由“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先生捐赠成立的,医疗水平极高,且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借助最先进的器械,很快确诊:右肾存在肿瘤,需要立即切除。在当时,西医在中国尚未立足,大部分疾病仍然依靠传统的中医治疗。决定手术时,很多朋友都来劝阻,梁启超自己也放心不下,于是寻找了北京中医四大名医的萧龙友大夫。萧龙友大夫诊断后,表示“肾脏无病”,开了一副药方,嘱咐梁启超长服。然而并未立即见效。梁启超终于决定去协和医院进行切除手术。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 北京协和医院

1926年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了手术台。主刀医生是刘瑞恒大夫,协和医院院长,著名的外科专家;其副手,一位声名赫赫的美国外科医生。两位大夫很顺利地完成了手术。然而,手术之后,尿血依然;虽然血量减少,但化验表明病症并未消除。协和医院再次进行全面复查,无果;最后得出结论:无理由之出血症。直到4月12日,梁启超无奈出院。

梁启超是当时政治界、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协和医院误诊一出,便立即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众人纷纷指责“西医害人”;尤其是他的学生,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为老师“白丢腰子”鸣不平;陈西滢写出《尽信医不如无医》的文章,居然绘声绘色地描写医生们如何将任公当做手术试验品。他们作为报刊主编,占据有利地形,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并扬言要告上法庭。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 英文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为了维护西医的在中国的形象,梁启超禁止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告上法庭”的举动,并表示不求赔偿,不要道歉。6月2日,梁启超写了一篇英文的声明《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明确表示,对西医的肯定:

右肾是否一定该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但是那三次诊断的时候,我不过受局部迷药,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诊查的结果,我是逐层逐层看得很明白的。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轻率),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敬告相爱的亲友们,千万不必为我忧虑。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文章的最后,梁启超道出了自己的愿望:“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 梁启超和孩子们

至于百年来的争论,一直围绕“有没有割错肾”的问题。费慰梅、林洙等人认为诊断结果是左肾坏死,但因为医护的“孟浪”而错割右肾,并将真实情况作为最高机密隐瞒。然而作为当事人,梁启超明确表示,并未割错;其弟梁启勋在《病床日记》中说:

“入协和医院,由协和泌尿科诸医检验,谓右肾有黑点,血由右边出,即断定右肾为小便出血之原因。任公向来笃信科学,其治学之道,无不以科学方法从事研究,故对西洋医学向极笃信,毅然一任协和处置。”

梁启超逝世后,长子梁思成写就文章《梁任公得病逝世经过》,也提到“入协和医院检查多日,认为右肾生瘤,遂于3月16日将右肾全部割去,然割后血仍不止”,确认了协和医院并未割错肾。

看来协和医院确实并未割错肾。费慰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第五章《回家》中,将梁启超尿血及手术时间全部写成1928年,比真实年份要晚两年,因此其考证粗糙,不足为据;而林洙则是更要擅长胡说八道一些,其对林徽因的抹黑就饱含偏见。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 费慰梅《梁思成和林徽因》封面照

然而,右肾切除,尿血未止。虽然协和医院并未“割错肾”,但是误诊却是明确的事实。梁启超认为,总体情况要比以前好一些,“过去每天小便都有血,现在不过隔几天偶然一见”,只要休息的好,病情也要轻微许多。9月14日,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详细提到了协和医院的误诊:

“他(伍连德大夫)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

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割肾事件”之始末

▲ 晚年梁启超

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先生笃信科学,坚持认为西医是科学的代表,希望自己能够维护西医,以便让“中华民族”(梁启超1902年《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首次提出)能够坦然接受西医,接受科学。1928年底,梁启超因肺病再入协和医院,然而终不能治。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在病源未发现前,如其病不治,则以其尸身解剖,务求病源之所在,以供医学界之参考。”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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