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

同时，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关系也极其复杂微妙。一方面皇帝需要大臣辅佐自己处理军国大事，另一方面皇帝也要时刻提防大臣窃权来保证自己的统治权。辅佐皇帝处理国政的大臣，称之为“重臣”。窃权以自肥的大臣，称之为“权臣”。

苏辙认文人治国的前提，是皇帝与重臣共治国家，而非皇帝与权臣共治天下。对于“重臣”和“权臣”的理解，苏辙有着独到之处。他曾在《臣事》中所言：

“臣闻天下有权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难明。天下之人知恶夫权臣之为，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于其间。夫权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天下徒见其外，而不察其中，见其皆侵天子之权，而不察其所为之不类，是以举皆嫉之而无所喜。此亦已太过也。今夫权臣之所为者，重臣之所切齿，而重臣之所取者，权臣之所不顾也。

将为权臣耶，必将内悦其君之心，委曲听顺，而无所违戾，外窃其生杀予夺之柄，黜陡天下，以见己之权，而没其君之威惠。内能使其君欢爱悦怿，无所不顺，而安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无所归命，而争为之腹心。上爱下顺，合而为一，然后权臣之势遂成而不可拔。

至于重臣则不然。君有所为，不可以必争；争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听，则专行而不顾。待其成败之迹著，则上之心将释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为之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于其侧。”

苏辙的这一看法，鞭辟入里。将重臣和权臣加以详尽区分，议论精明。他认为君臣之间的关系，应该多倚仗重臣，多发挥重臣在朝廷社稷上的作用。同时他在《君术》第四篇中提出君臣之间的信任应该如父子兄弟一般，牢固和睦的关系才会让皇帝和群臣之间“知无所不言，言无所不尽，开心平意，表里洞达，终身而不见隙。”

士大夫

在宋代以士人集团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还是获得了更多参政议政的空间。苏辙所认为的君臣共同治理天下，在宋代政治中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实施。因为自宋太祖建国以来，为了防止武人作乱的现象再发生。所以，宋代统治者就开始了大兴文人政治，以削弱武人的力量。譬如宋代掌管军事的的枢密院的最高长官都是文人。文人治理天下具有封建民主的色彩。纵观历史而言，文人集团的统治相较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以及功臣集团的统治，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政治也比较清明。

（2）国家兴衰

苏辙的《唐论》看似论唐，实则论宋。“夫天下之重，在内则为内忧，在外则为外患。”

苏辙深谙制衡之道，而纵观宋代三百余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内外失衡的问题贯穿始终。无论是内忧还是外患都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寻求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得达到内外均衡。而内外均衡的做法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共享国家资源，即共享财力、兵力等。而中央政府得国家资源而谨守之，不忍分于地方政府才是国家的祸源之所在。

在《六国论》中，苏辙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时说：“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者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贪疆场尺寸之利，背败盟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苏辙认为小国处于乱世之中，想要保全自己就得审时度势，不可鼠目寸光，贪图眼前之小利，背弃盟约。

战国七雄

而身处时局稳定的朝代，当局者就应该以“仁政”和“德治”统驭天下，维护天下百姓的利益和国家的根基。苏辙在《历代论》中将“仁政”和“德治”作为国家兴乱的关键之所在。在《秦论》和《隋论》中，苏辙都从反面论证了，不施仁政，国家会快速灭亡的下场。在《秦论》中，他认为尽管秦国拥兵百万，富有四海，却二世而亡。苏辙觉得根源就在“秦人举累世之资，一用而不复惜，其先王之泽，已竭于取天下，而尚欲求以为国，亦已惑矣。”在《隋论》中，苏辙认为隋朝的灭亡与秦朝无异，都是因为不爱惜民力，不施仁政。“立于万民之上，而常有猜防不安之心”，“谋臣旧将，诛灭略尽。”

结论

苏辙在总结历代政治经验教训时，并非是空谈。而是结合前代的历史经验，论及赵宋王朝的所面临的弊端，有着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务实精神。文章合为时而作，苏辙的政论散文写作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士大夫的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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