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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是昏君还是明君_唐朝的昏君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2-05-01 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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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一位真正好皇帝的概率,比“中彩票五百万大奖,又不小心把彩票弄丢了,结果彩票又找到”的概率,还要低。

话虽然夸张,但仔细想想打从秦始皇登基以后,能上得了“青史贤君”这张台面的皇帝,还真是屈指可数。

秦始皇的功绩无人可比,有率先性,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伟大壮举,但他登基后施以暴政,搞的黎民百姓怨声载道,果不其然,秦朝只持续了14年的统治就宣告终结。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汉武帝也是雄才大略,不惜一切跟匈奴死磕到底,虽然战功卓绝,政绩斐然,但拉着一国之力穷兵黩武,到头来还是让大汉不可避免的走向衰退。

由此可见,皇帝这个位置,真不好当,如果论功,每个皇帝都能说出来一大串,如果论过,即使李世民这般功劳盖世,也曾亲手屠戮了兄弟满门。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从这个角度来说,可以想象史官们在撰写史书时的难处,如何评价一位皇帝的是非曲直,还真不好写,尤其是为皇帝的一生做总结,会让史官非常难办,吹的太狠,有悖事实,批的太厉,有辱声誉。

以我上边所说的三位皇帝为例,秦始皇有功有过,不论是焚书坑儒,还是压榨国力,打造强军,到现在仍旧争议不断,汉武帝也崇武,连年征战匈奴并非全是胜仗,同样为后世所诟病,唐太宗发动玄武门之变,又一直饱受“丧失人伦,不顾亲情”的道德批判,可见这些皇帝没有一个能让后世盖棺定论,优点与缺点同样鲜明,难以用一个准确的词汇,为这些影响中华大地历史进程的帝王做出总结。

但纵观历史,有一位皇帝在史书中的形象,比起其他争议颇多的帝王来,可谓非常明确,然而这种“明确”并非一味的夸或贬,反而是将他的部分功劳和事迹“边缘化”,似乎有意模糊这位帝王的某些言行或选择,还说他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完全靠的是军事奇才二子李世民,以及当时最厉害的一帮谋臣武将。

反过来说,也正因此,这位皇帝的后半生,完全被李世民的耀眼光芒所掩盖,就连他曾做出的很多重要抉择,也被史官有意无意的笼罩上一团迷雾,从而让他的言行举止,看起来是那么的矛盾,造就出被后世诟病其“优柔不断”的形象,他就是以“摇摆犹豫”闻名历史的唐高祖

李渊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为何说李渊以“摇摆犹豫”闻名历史呢?

我个人认为,原因有二:

其一,从新、旧两部《唐书》中的记载来看,自太原起义成功,李渊任命三儿子李元吉留守太原(晋阳)以后,他曾数次许诺立李世民为太子,但事实情况却是次次食言。

李渊不仅坚持立老大李建成为太子,更对其偏袒有加,而李世民作为战功无匹的秦王,即使有老爹李渊的承诺在先,但翻看史书中的记载,却显得他很“委屈”,尤其是玄武门事变的起因记载,把李世民塑造成为了“老爹不爱,兄弟也恨,处处遭难,最终迫不得已发动事变“的角色,并以此为基础,刻意把李渊的形象往“摇摆犹豫”的方向上引导,几乎是说:

李世民之所以发动玄武门事变夺权,很大责任要算到李渊的摇摆不定上,如果当年李渊突破旧俗,坚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那么也就不会发生日后的兄弟相残了。

《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于玄武门诛之。

于此,反应出李世民其实是被逼无奈,迫不得已才发动政变,一切惨剧皆非他本意,按照《旧唐书》里的记载,他仍旧是那个想团结兄弟,一同打造出盛唐的千古名君,而不是为了权力不惜诛杀同胞兄弟的暴君。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然而联想李世民登基后,曾亲自干预史书的编撰工作,再思考发动政变背后的真实原因,就很是耐人寻味。

首先要思考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本文的核心主题:

唐高祖李渊,究竟是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糊涂君王?

要弄懂这个问题,得解释一个矛盾点:

现代史学家考证,李家当年太原起兵,趁着天下大乱要入主的时候,其实是李渊起头,而非《旧唐书》里所说的是李世民主使,但既然诸如新、旧《唐书》等史料中说的是李世民主使,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点:

太原起兵,究竟是李渊主谋,还是李世民主谋?

(注:太原起兵,也称“晋阳起兵”,是隋末时期身为太原留守的李渊,起兵反隋的重大历史事件。)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李世民劝李渊起兵)《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说李世民制定完起兵大计后,要告诉李渊,然而李渊害怕起兵会闹出大乱子,承担不起,因此“惧不见听”。)《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如果是李渊主谋,那他可就不像史料中说的那么摇摆不定,相反能证明他是一个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果决选择的人,丝毫也不优柔寡断。

如果是李世民主谋,那李渊可能就真如史料中所载,在一系列事关国本的问题上摇摆不定。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李渊太原起兵

我先提供一段“李世民主谋轮”的史料,咱们来辩证一番:

《旧唐书·裴寂传》: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大家且看,这一段记载说的是:

太原起兵之前,与李渊私交甚好的晋阳宫副监裴寂,设了一个局,灌醉了李渊,又塞给他两个美艳宫女,等到李渊酒醒了,发现被窝里躺着俩美女,当场大惊,问姓名后,美女只说是“晋阳宫人”,这私通晋阳宫的宫女,可是死罪。

李渊听说是宫女以后,吓的魂儿都没了,赶忙往外跑,结果裴寂出现,说现在城门外盗贼横行,二郎(李世民)有意起兵,就因为私自安排宫人侍寝,一旦事发大家都是死罪,因此不得不起兵,您要想守住名节,不败露私通宫女的行为从而不起兵,那就算您逃出去,也免不了在天下大乱中身死,可您若现在跟着二郎举兵起义,不但能免了与宫女私通之祸,还能顺势得了天下,不知意下如何?”

结果李渊想了想,回答说:“我儿(李世民)有这种计谋,既然已经决定要起兵,那我只能顺从他的决策了。”

于是出了宫门,李渊跟着李世民起兵。

(注:晋阳宫:初为东魏权臣高欢所建避暑行宫,后历经杨坚杨广父子二人扩建,作为帝王行宫,而设立“正监”与“副监”职务,李渊因身为太原留守,便任正监,副监则是裴寂。)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裴寂影视剧照

这是《旧唐书》中的记载,相信大家应该能看明白,描述的是李世民起兵,李渊“从之”,而且理由也非常荒唐,仅仅是因为一个局,在这个局里,被设计的李渊显得有些懦弱,只凭裴寂一番简短的利弊权衡,就选择了跟随李世民起兵。

但事实上据现代考证,太原起兵实为李渊主导。

这也是颇有争议的一点,好像是李世民刻意让史官写了这么一段历史,目的是在于掩盖李渊要谋反的野心。

因为归根结底,李渊是隋朝杨家的亲戚,他如果领头起义,那可就是违背礼法的大逆之举,试想隋炀帝被自家亲戚李渊给灭了,这种事儿若传出去,总归是不好听。

按现在的说法,隋炀帝杨广与李渊是亲姨表兄弟,往上算,他俩都是北周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外孙。独孤信的两个女儿,一个七女儿,名为独孤伽罗,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谥号“文献”,也就是隋炀帝杨广的母亲。而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的四女儿“独孤氏”,后唐朝开国,追封“元贞”,所以李渊起兵,严格意义上来说,是要干翻自己的表弟,算是窝里反。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隋唐人物关系图

如果传到后世,后人肯定免不了要批判李渊,所以李世民基于此考虑,便在史书中刻意掩盖了李渊主导太原起义的事实,而把这个“锅”,自己给顶了下来,写成是他想起兵,李渊“从之”。

为何这么说呢?

有两个原因:

其一,当年如果是李世民带头起义,可他的年纪只有十八岁,就算他天纵英才,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军事统帅,但一个十八岁毫无资历的毛头小子,凭何能做到服众?又如何能说服李渊的麾下三军揭竿而起?这在常理看来,根本不可能。而且当时局势动荡,若在军队中没有雄厚的人脉与基础,他只说一句兄弟们跟着我冲啊,人家肯定要问:凭什么?

(注:唐太宗李世民出生日期:公元598年1月28日,晋阳起兵日期:公元617年。)

其二,李世民即位以后,干预过史书编撰,这也是最为主要的原因,既然史书是由胜利者书写,但历朝历代的史官都是相当恪守职业操守的,皇帝做错了,就得在史书里直言是非,可是李世民曾经明示过负责编撰唐史的褚遂良,让他写完初稿就先给自己过目,虽然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最后通过房玄龄的调和,李世民还是如愿看到了初稿,所以基于这一点,我认为李世民把他老爹的“过”给转接到自己头上,应当不假,目的是让盛世大唐的建立,显得名正言顺,而非是灭了自家亲戚篡夺的皇权。

基于此,结合我上文所说,《旧唐书》里写的李世民是属于“老爹不爱”的角色,而且李渊多次食言,没有立他为太子,李世民必定对李渊有着强烈的不满,不然也不会在日后发动政变篡权,可是在《旧唐书》里,李世民却帮李渊顶锅,这就是我所说的矛盾点。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褚遂良,字登善,监修国史

通过这个矛盾点,就引申出一个核心问题,即:

李渊身为唐朝的开国皇帝,其实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起着一定的主导作用,并非像《旧唐书》里所述的那么“边缘”,比如主导太原起义,他就很果决,而太原起义的历史意义之重大,几乎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太原起义,就没有后来的盛唐。

可以说太原起兵这件事,主导了日后数百年来的历史进程,也可认为是唐朝的源点,整个起兵过程中,不论是从起兵的时机,方式,名义,再到各种内外联系,以及最后事成,全部没有任何失误,堪称历史上最为完美的起兵谋划之一。

而能主导如此重大事件的领导者,必定不会是年仅18岁的李世民。

一来如上文所说,他没资历。

二来太原起兵的主要参与者中,有三位关键的军事统帅,分别是:

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长孙顺德·像

这三人组成了李唐政权建立初期的中坚力量,皆任统帅或副统帅之职,而这三人当初是为了躲避辽东战乱,从隋朝军队里叛逃出来投靠李渊的,后来才为李世民所用。

《资治通鉴》: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

注:可见这段记载中的“依渊”二字,正是投奔李渊的意思。

众所周知,不管哪朝哪代,逃兵基本都是死罪,更何况他们作为军队的领导人物,竟然带头叛逃,所以投靠到太原后,要想不被隋朝抓回去依法治罪,那就只有李渊能够提供政治保护,李世民肯定是没法为这三人的罪行提供政治保护,他只是太原留守李渊的儿子,而不是太原留守。

既然是投靠李渊的,那也就代表着在起兵这件事上,长孙顺德三人是听从李渊的调遣,不应该听从于李世民。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秦王李世民影视剧照

之后的太原起兵,堪称完美,如果没有一个优秀的领导者,自然是难以成功,因此我个人总结认为,李渊才是太原起兵的真正主导者,在建立李唐初期政权的根本问题上,他起到了难以否定的巨大作用,不论是制定计谋,还是笼络各方,都是李渊所成就,这也体现出他是一个经验老道,同时又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肯定不是优柔寡断之辈,否则太原起兵如此紧急的事情,也不可能顺利完成,而是需要领导者有着极强的魄力,能够服众,且能够控制住起兵后的混乱局面。

所以我上文所说的第一点,《旧唐书》里刻意把李渊的形象,往“摇摆犹豫”的方向上引导,大有不实之处,这种不实,我相信并非史官想贬低或者磨灭李渊的功绩,相反是因为史官受到了外界,或者是来自李世民本人的压力,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

李世民既想掩盖玄武门事变的有悖道德,又想为父亲李渊顶锅,好让李唐政权的建立名正言顺,但以此向史官施压,并主导了唐史的编撰,最终在这段历史记载中留下了各种矛盾点,才会看上去有着很多蹊跷之处。


说李渊以“摇摆犹豫”闻名历史的第二个原因:

李渊冥顽不化,死守“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古训,一味偏袒老大李建成,而对老二李世民的不满置若罔闻。

说到这一点,就不得不提起,当年著名的“杨文斡(wò)事件”,即李建成指使杨文斡行刺李世民一事,后来幸被朱焕等人向李渊告发,说杨文斡与李建成里应外合,要在李渊等人巡猎的过程中除掉李世民,李渊听后勃然大怒,当即借口别事召见李建成,提早破坏了李建成的图谋,不然以当时李建成准备之周全,那历史很可能就要改写了。

《资治通鉴·唐纪·玄武门之变》:杨文斡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斡。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斡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风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謩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

可事后李渊却听信大臣与妃子的劝言,把犯下谋反大罪的李建成放了不说,其主谋行刺一事也只是草草了结。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杨文干影视剧照

很多人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当做能够证明李渊优柔寡断的依据。

(注:《资治通鉴》里记载为“杨文斡”,《旧唐书》却为“杨文干”,因安史之乱时唐初史料被付之一炬,后又实录不全,所以唐史编撰尚有诸多争议之处,本文暂且以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为主,称“杨文斡wò”。)

而刺客杨文斡行刺失败,心知必死后,当众起兵造反,李渊拉着李世民的手,承诺平复了杨文斡,就废了太子李建成,改立李世民为王储,结果等李世民凯旋回朝后,李渊却提也不提改立太子的事儿,反倒让李世民去洛阳当王爷,明里暗里的想把他调离政治中心长安。

初看这件事的经过,并无不妥,李渊为了平息儿子之间的权力斗争,有意偏袒太子李建成,将李世民调离长安,也算是一种平衡双方的举措,但是怪就怪在,李渊之前所承诺的“废长立幼”,等到李世民带着军功回来,却成为了空谈。

堂堂一国之君,多次食言,尤其是面对功高盖主的秦王李世民,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低,而且李渊许诺的时候,很多大臣,包括与李建成关系亲密的三子李元吉也在场,但事后仅凭大臣和嫔妃的劝言,却把立储君如此事关国家社稷的大事当成空谈,且出尔反尔,这未免也太儿戏了?

况且李建成指使杨文斡刺杀李世民,当时行刺在场的还有李渊,这本身已经从兄弟相争升级成为谋反大罪,按照常理,当着皇帝的面搞行刺,哪怕主谋贵为太子,必定也少不了一番重罪,可是等李世民回到长安,李渊却把李建成放了,只是随意流放了几个李建成麾下的谋士,算是将行刺了结。

试想这可是证据确凿的公然谋反啊,不是别的罪行,而且杨文斡在刺杀失败后,干脆起兵造反,李建成不仅指使刺客,这刺客还造反了,可谓是罪加一等,结果啥事儿没有,继续当起了太子爷,不论怎么看,这件事儿不合常理的地方着实太多。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李建成影视剧照

为这件事儿,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也说:

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斡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斡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这段话的意思大概是:

杨文斡行刺后又造反,李渊命李世民带兵去平反,李世民却说:“杨文斡虽然行刺,但他既然行刺失败了,他府中正直的谋士已经将他擒杀了,如果没杀,那就派一个将军去平复罢了。”

结果李渊却说:“不能如此,杨文斡的事儿牵连建成,恐怕响应人数众多。你身为秦王,最好亲自前往,成功平叛以后,我便立你为太子。我不愿效法隋文帝,诛杀自己儿子,到时候就封建成为蜀王,蜀中那地方兵力薄弱,以后你当上了皇帝,建成在蜀中要是能帮到你,你就保全他的性命,如果他不肯帮助你,或者有违你的旨意,你要捉拿他不也容易吗?”

通过这段记载,怎么看李渊都是许诺的言之凿凿,口口声声说等李世民平复了杨文斡的叛乱,就立他为太子,可是等李世民凯旋而归,李渊却又不认了,这实在显得他太过荒唐,丝毫不把自己对儿子的承诺放在眼里,而且还是对功高盖世的李世民,并非其他人。

而仅仅是李世民去往平叛的过程中,支持东宫的大臣和嫔妃,包括齐王李元吉,都为李建成求情开脱,劝说了一番李渊,李渊就把大儿子刚刚派人刺杀李世民的罪行抛之脑后,更让人看不懂的是,他接着把李建成从牢里放了出来,而且用的理由是:

唯恐兄弟不合。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李建成·李世民·影视剧照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唐纪七》: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

看到这,我真是有点儿想不通,这还担心兄弟不合干啥?

老大李建成可是要弄死他亲弟弟,李渊作为父亲,竟然还担心他们兄弟俩不合?

这不合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甚至到了一种要弄死彼此的地步,不惩罚要弄死亲弟弟的李建成,反倒把刺杀李世民的锅又加给了太子中王允和左卫率韦挺,以及天策兵曹参军杜淹,接着把这三个替罪羊给流放了。

李世民心里会怎么想?他肯定一百个不乐意。

主谋逍遥法外,反倒还要让他跟行凶者握手言和,美其名曰:珍惜手足之情。

即使李世民是个普通人,家里的长兄要杀死他,事后父亲不追究大哥的责任,他肯定也会当场发怒,更别说他是秦王李世民,又身处权力斗争的核心了。

这就是我觉得史书中对于李渊形象的记载,最不合理的地方之一,即李渊为平息斗争而做的这些举措,根本就是火上浇油,不仅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反而还更加激化了李世民的不满,这让李世民更加觉得李渊偏袒李建成,从而对自己产生更大的威胁。

按照这个思路来想,退一万步说,李渊根本没有必要这么做,正常的逻辑就该是,大哥李建成要杀亲弟弟,他作为家长,对主谋李建成该罚就罚,而不能选择让受害的李世民去跟他示好。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李渊影视剧照

同时我想提出疑问:

这段描述,是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里的记载,但唐朝时期自唐武宗以后,史料就没完善过,修史这件工作甚至一度停摆,再加上安史之乱时,一把火烧毁了整座长安史馆,唐初时期的史料尽数成灰,所以对这一段历史,司马光本人也是只能通过之前所修的《新唐书》等晚唐时期的史料去写,而《新唐书》也是北宋初年由欧阳修等人编著,所依据的史料大多也是费尽心思从各地收集的各类史籍,难免就有疏漏及撰补之处。

换言之,以前的史官编著了一部史书,由宫廷妥善收录,之后不管是改朝换代,这些参考性极高的史料都保存下来,后代的史官再凭借这些较为可靠的史书去撰写本朝或前朝的历史。

可是等到欧阳修与司马光等人编著史书,去翻找唐初史料的时候,俩眼一抹黑,因为就连当时的后唐也没有一本完整的唐史,且《旧唐书》里的内容因为上述种种客观原因而存在纰漏,甚至可以说是出现断代的情况,所以在一些涉及重大问题的历史上,就只能通过各种不一定客观的史料去尽量还原。

至于能还原多少,那就属于见仁见智的问题了。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画:玄武门之变

与此同时,也反应出一个根本问题,即现在比较流行的一种假设:

李渊到底有没有许诺要改立李世民为太子?他多次许诺,又多次食言,在国家大事上出尔反尔,当真是老糊涂了吗?

如果能搞清楚这一点,相信就能还原出一个更为真实的李渊,即:

李渊并非是一个昏庸到极点的昏君,也不只是一味的偏袒大儿子李建成,而对功劳极高的李世民不管不顾,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事变的真实原因,很可能另有隐情。

这也是目前最可疑的一点,立储一事非同小可,事关国家未来,如果李渊一而再,再而三的许诺又食言,那岂不是将此当成儿戏?

可是既然能率领太原兵马毅然起兵的李渊,怎么又会在事关国本的大问题上犯糊涂?

这显然又是一个大矛盾。

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李渊

总而言之,结合史料中的种种不合常理之处,大抵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所谓的多次许诺改立李世民为太子,大概率是李世民一方,在后来玄武门事变成功后,所放出来的谣言,或者换言之,就是后来修改史实时,人为添加上去的情节。

基于这个角度,大抵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结论,如果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李渊从来没有摇摆过,更没有许诺李世民为太子,那当年发动玄武门事变,诛杀兄长和弟弟的李世民,可能就真的只是单纯的野心为之了,而并非像《唐书》里所言那般被逼无奈。

同时也能直接反映出,李渊并非像部分史料中那般边缘化,也不是毫无作为,相反在唐朝初期起到了难以否定的巨大作用,并且也不是很多人所说的昏君。

诚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始终无法回避,后世该如何去解读这一段没有真相的历史?

是任由史书粉饰涂抹,还是该质疑李世民的英主形象?

即使我们翻遍史书,这一大疑点,也依旧毫无痕迹可循,更无真实答案可解。

然而我个人仍旧倾向于,在李唐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唐高祖李渊并非属于边缘化的人物,相反他主导了早期最为关键之一的历史大事件,即太原起兵,又在后来的二子相争中,尽力去维护两个儿子之间的关系平衡,但无奈最终还是不可避免的因权力争斗,而酿造出手足相残这种人伦悲剧。

褪去皇帝的身份,对于一个年事已高的老人来说,这实为李渊人生中的大不幸。

当然也无法否定李渊的幸运,暂且不说当年太原起兵是谁主使,只说能有秦王李世民这种南征北战,为李唐打下半数江山的杰出儿子,也算是李渊人生一大幸。

至于是非功过,现阶段的史料暂无法盖棺定论,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与史料完善,相信最终历史会带给我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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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被误解千年的“昏君”——唐高祖·李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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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旧唐书·本纪第二·太宗上》:高祖怒,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高祖遂止。八年,加中书令。九年,皇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谋害太宗。六月四日,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于玄武门诛之。

《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李世民劝李渊起兵)

《新唐书·高祖本纪》: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说李世民制定完起兵大计后,要告诉李渊,然而李渊害怕起兵会闹出大乱子,承担不起,因此“惧不见听”。)

《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

《旧唐书·裴寂传》:寂又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从寂饮,酒酣,寂白状曰:“二郎密缵兵马,欲举义旗,正为寂以宫人奉公,恐事发及诛,急为此耳。今天下大乱,城门之外,皆是盗贼。若守小节,旦夕死亡;若举义兵,必得天位。众情已协,公意如何?”高祖曰:“我儿诚有此计,既已定矣,可从之。”

《资治通鉴》:右勋卫长孙顺德,晟之族弟也,与右勋侍池阳刘弘基,皆避辽东之役,亡命在晋阳,依渊,与世民善。

《资治通鉴·唐纪·玄武门之变》:杨文斡尝宿卫东宫,建成与之亲厚,私使募壮士送长安。上将幸仁智宫,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从。建成使元吉就图世民,曰:“安危之计,决在今岁!”又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斡。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斡举兵,使表里相应;又有宁州人杜风举亦诣宫言状。上怒,托他事,手诏召建成,令诣行在。建成惧,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师謩劝之据城举兵;詹事主簿赵弘智劝之贬损车服,屏从者,诣上谢罪,建成乃诣仁智宫。

《资治通鉴·唐纪·玄武门之变》: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谋之,世民曰:“文斡竖子,敢为狂逆,计府僚已应擒戮;若不尔,正应遣一将讨之耳。”上曰:“不然。文斡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一卷·唐纪七》:世民既行,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变,复遣建成还京师居守。【惟责以兄弟不睦】,归罪于太子中允王、左卫率韦挺、天策兵曹参军杜淹,并流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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