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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和欧阳修是不是同朝为官_包拯怎么形容他

作者:车型网
日期:2021-12-23 18:2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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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包拯:包拯与欧阳修

两位宋朝的名臣,曾经发生过一场风波,震动了朝野。从这场斗争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性格、思想和精神世界,也可以看到封建社会里的“民主”气息。

当我们了解了包拯与贪官污吏的激烈斗争,了解了他弹劾宠臣张尧佐、弹劾宰相宋庠和一大批大臣,把他们赶下台的艰难过程,大体上就可以了解了包拯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高贵品格。另外还有一个引人入胜的事件,很值得我们回顾,这就是包拯与另一位声名显赫的大臣欧阳修的那场矛盾和纠葛。

包拯与欧阳修,是北宋仁宗时代的两位名臣。可是,就是在这样两个人中间,却产生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仅震动了当时的朝野,直至今日,回顾此事仍然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这场风波是由欧阳修挑起的。当时,包拯正得到仁宗皇帝的信任,事业还比较顺利。就在这个时候欧阳修对他提出了批评。

1059年春(嘉祐四年),任三司使的张方平,利用职权贱价收买他人的房地产。担任监察御史的包拯,对他提出了严厉的弹劾,指出他失去廉耻,不宜身居高位。结果,张方平去职,由宋祁担任三司使。上任不到20天,包拯又提出,宋祁游宴太多,铺张浪费,不懂理财,同时他的哥哥宋庠在朝中任副宰相,他不宜同时执掌财政大权(三司使执掌财政大权)。宋祁又被免去了三司使之职。宋仁宗经过一番考虑和选择,便任命包拯为三司使。

包拯曾经担任过户部判官、户部副使,又长期担任过州郡长官和转运使,在管理财政方面是有经验、有政绩的。他没有谦让,就准备上任了。

张方平、宋祁,是两位有声望的大臣,包拯在弹劾这两位大臣时,已经得罪了一些人。当时,宋朝的统治者,提倡名节、谦让,避免形迹。

这次包拯的任命,虽然是宋仁宗提出的,包拯在接到任命之后没有表示谦让就准备上任,于是,在朝臣中就产生了一些议论。

这时,威望很高的欧阳修公开表明态度。欧阳修博学多才,既是散文家、诗人、词人,又是史学家、经学家、金石学家,后人称他是“宋学”的开创者之一。他还是一位思想家,论文也写得很好。“修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仁宗曾经说过:“如欧阳修者,何处得来?”

就是这位欧阳修于嘉祐四年三月向仁宗送上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的奏章。

欧阳修在这篇有名的奏章里,有三个主要的部分。首先,他很严厉地提出了包拯的不妥之处:包拯“逐二臣,自居其位”,“中外喧然”,“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他举出一个比喻:有人牵牛糟蹋了别人的庄稼,固然不对,而乘机把别人的牛牵过来,变为己有,也太过分了。不愧为文学家的欧阳修,又举出一个生动的比喻:“猛手探物,口云不欲,虽欲自信,人谁信之?!此所谓嫌疑之不可不避也。”

欧阳修把包拯的行为,提到理论的高度来进行分析:“军旅之事先才能,朝廷之事先名节。”朝臣是“主教化”的,以风动天下,要“知廉耻,修礼让,不利于苟得,不利于苟随”。他希望包拯“执节守义”,“以避嫌疑”。而使他惊异的是:“常人皆知可避,而包拯岂独不畏哉!”

第二个内容是:欧阳修对包拯的批评虽然很严厉,但是并不一棍子打死,在批评的同时,却又明明白白地肯定包拯的一些优点和长处:“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不思。”“况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但其学问不深,思虑不熟,而处之乖当,其人亦可惜也。”好一个欧阳夫子,在批评人的时候,又肯定

“刚”、“直”、“孝”,全是一派赞扬的口气,多么难得,多么可贵!在近千年前,欧阳修在实事求是方面已经做出典范来了。时至今日,善良的人们在对人的褒贬方面,有时一风吹,有时一边倒,“苟得”、“荷随”的行为时有,片面性、一刀切的错误常犯。而欧阳修在批评包拯的时候,并不否定包拯,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把眼光放远点,我们就会发现从总体上说来欧阳修仍然是肯定包拯的。

早在四年以前(1055年),包拯在出知池州的时候,欧阳修就曾经给仁宗皇帝写过一个奏折,其内容有这样一段:“伏见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著自贫贱,说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多补益。方今天灾人事,非贤网义之时,拯以小故,弃之遐远,此议者之所惜也。”伏乞更广采询,亟加进耀,置之左右,必有补益。包拯是因为保举官员不当受降职降级的处分,出知池州,欧阳修主动向皇帝提建议,称赞包拯的政绩和人格,请求把包拯调到京城来,给予重用。很明显,四年后,欧阳修虽然对包拯提出批评,还是包含着善良的爱护、惋惜之情,是没有恶意攻击之意的。

仍然是这位欧阳修,做了两件截然不同的事。在包拯失意的时候,欧阳修推荐他、表扬他;在包拯得意的时候,又实事求是地批评他、规劝他。欧阳修是以理和道来衡量是非,没有帮派,没有恶意,光明磊落,胸怀坦荡。大臣与大臣之间志同道合者有时也会有矛盾,英雄与英雄之间,有时也会有误解,只要不怀恶意,把意见谈出来,就化解了。

第三个内容,欧阳修对宋朝数十年来关于增设谏院、鼓励朝臣批评朝政这一重要措施,作了很精彩的总结:“国家自数十年来,士君子务以恭谨静慎为贤;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颓惰宽弛,习成风气,不以为非。”也就是说由于过分地提倡服从、纪律、集中、听话,有些朝臣便产生了看风使舵、不讲真话、干劲不足、纪律松弛等毛病,后来发展到“财用空虚,公私困弊,盗贼并起,天下骚然,陛下奋然感悟,思革其弊”。

“始增置谏官之员,以宠用言事之臣。”于是,“久弊之俗,骤见而骸骇。”

当批评的空气形成了,又有人不习惯、不满意,指责谏官“或以谓好评阴私,或以谓公相倾陷,或以谓沾激名誉,或以谓自图进取。群言百端,几惑上听”。这种矛盾现象,幸亏仁宗皇帝能够“至圣至明”,察见诸人,“非为己利”,“谗间不入”,才使这种批评之风保全下来。欧阳修这段描述,应该说是一个很全面、很有概括力的总结。

坦言直谏,开展批评太重要、太美好了。难就难在“非为己利”,追求正“义”,追求真“理”,实事求是。不搞一棍子打死,不搞片面性、一刀切。实事求是最重要,也最费力,有许多人想做到而又很难做到。欧阳修对包拯的批评,虽然有些过于严厉,也有人认为,有点追求“形式”。但是有其合理的部分,并没有否定包拯。包拯辞世以后,包拯的学生张田在整理《包孝肃公奏议》的时候,抽掉了包拯弹劾张方平、宋庠两篇奏议。张田可能也是好心,以为这样可以淡化对包拯的批评,后来,《四库全书》的编繁者对这种做法表示不满:“包公为人刚正,决不是把别人赶走而贪图他的官位的人。欧阳修虽然写了这份奏议,不过是宋人好作议论的一种习惯,不一定是包公的缺点。包公的心迹,天下后世都能谅解,为了忌讳,竟然把他的原稿抽掉,反而使人觉得包公真有这个短处。这说明张田的编辑水平不高,缺乏见识,不是包公的本意呵!”

性格刚直、大欧阳修8岁的包拯,未作任何争辩,冷静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回家休息了一些时候,等待皇帝的安排。包拯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接受了这一批评。仁宗皇帝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仍然坚持要包拯上任。这时,包拯才泰然出山。

这场轩然大波,就这样解决了。

包拯担任三司使以后,做出了许多政绩。他不单单想方设法增加国库的收入,而且还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不合理的负担,提高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如后宫宠妃太多,加薪太滥,加封一个才人,赐银5000两,金500两;月俸每月从2.7万提到20万,将近八倍;得宠的妃子多达10人,开支相当庞大。包拯领导的三司中重新提出,要按仁宗即位时的标准核算,超过的一律取消。其他方面的开支,也进行了相应的整顿,国家的财政收入,转亏为盈,有了显著地改观。包拯在州郡工作期间,发现有些地方官,利用折变加重对农民的剥削,他就改变为由政府直接向市场购买的办法,从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他把这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推广到全国,受到了普遍欢迎。

开封西面的唐州、邓州,由于长期干旱,连年歉收,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因而有人提议把这两个州改为县。唐州知府赵尚宽则认为,这里潜在的地力很大,应该开垦,人烟稀少应该招募,不能在困难面前退却。包拯赞成他的意见。赵尚宽调动部队,休整了三大陂堰,开挖了一条大干渠,又发动农民开挖了许多支渠,形成了一个灌溉网,从此旱涝保收。周围好几个省的农民都奔到那里去,赵尚宽就给他们分配土地,购买耕牛。只用了3年的时间,荒脊之地变成了丰产之田,人口激增3万多户。包拯大力表彰赵尚宽,并在他任期将满时,向朝廷保举他继续留任,进一步安定民心、促进生产。

包拯在三司机关里裁减冗官,选贤任能,重用了一批有才能的人,其中就有王安石、司马光等。这些人才在稍后一个时期,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包拯在整顿税收、发展养马、减轻负担、裁减冗员、选贤任能、发展生产等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宋仁宗赞扬他“强志尽瘁,夙夜匪懈,任重权专,不可以非理挠;使吏谨其职,下安其业,民不加赋而国有余财,以成朝廷大礼”。

从包拯与欧阳修这段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欧阳修比包拯还要耿直,还要大胆。“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和杜衍被贬谪的时候,包拯当时是比较沉默的,没有正面站出来为新政辩护;欧阳修却不同,他在当年正月,给仁宗送上了《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为改革派辩护。当高若讷诋毁范仲淹时,他又写了一封《与高司谏书》,愤怒地指出:平时,你“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

“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欧阳修这种嫉恶如仇的性格和勇气,几乎是不顾一切的。

正是因为这些行动,欧阳修才被贬谪滁州,但他却仍然我行我素,生活得很潇洒。他在滁州建立了醉翁亭,并写下了《醉翁亭记》那篇绝妙的好文章。“环滁皆山也”,开篇这5个字,他就改动了好几次。然后浩然喷出:“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步步推移,渐入佳境,最后落脚在“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能够写出这样的千古名句,既表现了他那深厚的文学功底,也反映了他那豁达的思想境界。在苦难中,他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幽默和豁达,这也许就是天才的欧阳修与众不同的地方。

包拯与之相比,就要谨慎得多。在正面斗争时,他保持沉默,没有及时地公开表明态度。但是,包拯的沉默,不是“苟随”,也不是顺从。他的言论和实践证明,他是一直支持新政的。他在认真分析形势,寻找斗争的方法。当时的宰相和御史中丞都是保守派。他是在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手下任职。保守派的力量已经相当庞大,他自己的力量太小。公开站出来斗争,没有取胜的可能,必然像欧阳修一样要受到贬谪。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在他看来,那也许是不明智的,是得不到效果的。他暂时保持沉默,避免发生正面冲突。但是,这绝不是屈服,不是顺从。他认识到,仁宗皇帝害怕动乱,想求稳定,但也还是想改革吏政的,只是对推行新政的方法不够满意。至于对反对贪污腐败,仁宗还是坚持的。包拯一向行事谨慎,讲究实际,主张多做少说。当时的斗争是如此尖锐复杂,对苏舜钦等人举行那样的诗会,他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包拯暂时保持沉默,保存实力,然后采用他自己特有的方法,脚踏实地向贪官污吏发动一个又一个震动朝野的弹劾。包拯的这种斗争,仍然是顽强的、坚定的。

欧阳修在40年仕途生涯中,曾经3次被贬谪。王安石曾经为之惊叹:“鸣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复,感世路之崎岖。”“既压复起,遂显于世,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

包拯是刚直的、坚定的。他的应变方式与欧阳修有异,但目的是相同的。所谓的包拯“官运不败”,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从欧阳修对包拯的批评,我们还可以看到早在7年以前,封建皇帝宋仁宗,就大力提倡对权力的监督而成立了谏院,并且赐给他们独立行使监督的大权(在皇帝的直接领导下),除了皇帝本人以外不受任何大臣的制约。这种监督体制是独立的,权力是相当大的。这种监督经常是在集体的、公开的场合下进行的,不是暗箱操作,允许当面辩护。因此,批评监督之风盛行。连包拯这样的清官也要接受别人的监督和批评。

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竟然长达几千年,是一种超长规的延续。这种超长规,这种延续,可能有它的内在原因。朝臣公开议论朝政,这种比较有保障的监督体制,可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因素。当然,这种监督体制还是有其局限性的:王权至上,就是它最致命的弱点。一旦皇帝昏庸,监督体制和法律也就被破坏了。这一弱点,也就是历代王朝幻想万岁、实则短命,并不可挽回地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

古往今来,批评和监督是一件难事。有些掌权者认为:搞不好会惹出一些麻烦来,所以就喜欢依靠少数亲信,依靠个人的聪明才智。事实证明,只要有决心,只要品行端正,批评和监督是可以办好的,益处是很大的。志同道合的人,有时也会有矛盾、误解,只要光明磊落,也是能够化解的。怕批评监督会惹乱子、找麻烦,这种顾虑是站不住脚的。凡是昏庸的君王,一旦取消了批评和监督,往往会惹出更大的乱子来。这种教训,历史上很多,当今的社会也并不鲜见。说穿了,拒绝监督的人,往往使用一些美好的词句为自己辩护,实际上是一些留恋集权专政、不喜欢民主、不相信人民群众的人。这是一种很腐朽的落后于时代的意识,迟早是要被人们所唾弃的,是不可能有出路的。

包拯与欧阳修的这段冲突,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它闪耀着我国古老文化的灿烂光辉。它与世界的文化是相通的,与今天的生活也是相通的,很值得人们深思、回味、反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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